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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继承传统的方式与传统决裂（第5页）

当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似乎获得了某种“自主”

地位：假如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中国迟早要和西方一样，那么，西学东渐的意义也不过就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使得传统学术中已存在的某些“自发”

现象的“历史”

价值凸显出来，从而转化为学者“自觉”

的追求。

不过，在这种“自主性”

下，中国学术显然并未消除追随者的身份，反而强化了这一地位（但仍存在超越的一面，参看第六章）。

在这方面，汉语拼音化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前边说过，它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受到“言语中心主义”

影响的集中体现，也展示了中西文化在进化论叙述中的“结合”

：西方文明已经展示了从象形文字走向拼音文字的完整过程，汉字本身又已产生拼音化倾向，拼音文字代表了文字发展的必然归宿，自然也就无可怀疑了。

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西学和中学虽隔了一条堤坝，实际仍是同一条河流；现代学者所做的，不过是顺此趋势，将中源导入西流而已。

胡适说得很清楚：“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

前者可以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

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

，革命则“是人力在那自然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

，因此可以缩短自然演进的路程。

[113]

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早已出现“言语中心主义”

趋势，何以直到清末才出现废汉字的想法呢？

对此，最可能见到的一个回答是：20世纪之前，中国发展过于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不管是物质还是社会文化生活，都未发生根本变化，故方块字虽有弊端，仍可从容应付一般应用，文字拼音化的必要性自然也无法彰显；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中国的物质和社会生活都出现了飞跃性变化，汉字的“不适性”

也一下子暴露出来，从而加快了拼音化的步伐。

但这一看法本身便以文字拼音化的必然性为前提，不过是对社会进化论基本信条的重申而已，并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

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进化论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不再诉诸社会发展阶段或历史局限性一类的空泛托词，而真正回到历史本身。

正面而言，首先应将表面上相同或极相似的现象分别还原到具体的时空脉络中，以理解其各自的意义，而不宜从后见之明出发，“单线直上，旁若无人”

[114]。

在注意历史现象一脉相承的同时，注意其实际语境的转换：在不同语境下，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其意义（meaning）和功能却可能完全相异。

如前所述，传统声义说主要是一个训诂理论，考虑的是怎样正确解释字义。

它针对的不是所有的文字，而只是许慎所云“字”

那部分，主要是形声字（也包括假借等）；且它仅是形声字的训诂原则之一，并非所有的形声字都符合这一原理。

沈兼士已注意到：“训诂家利用右文以求语言之分化，训诂之系统，固为必要。

然形声字不尽属右文，其理至明，其事至显。

而自来倾信右文之说者，每喜抹杀声母无义之形声字，一切以右文说之，过犹不及，此章氏（章太炎——笔者注）之所以发‘六书残而为五’之叹也。”

[115]章说见《文始》：右文虽多验，“然以一致相衡，即令形声摄于会意。

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义于彼而见形于此者，往往而有”

。

后人妄加推衍，其结果“则六书残而为五”

。

[116]因此，因声求义的前提仍是对六书原则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