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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1页）

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139页。

[138]中国学术确有重新按照其本来面目认识传统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近代以来的“新传统”

。

在这方面，丁邦新教授对汉字特色的认识就颇具启发性：“中国人说文字包括形、音、义三部分。

这种说法很清晰地表示出文字本身的特色和它与语言的关系，形是属文字的，音、义二者则是由语言所赋予的。

依作者的意见，对于极大多数的中国文字而言，属文字本身的除形以外，也有义。

这是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处。

……拼音文字的字母除形以外，音与义都受之于语言；而中国文字则形体本身就包含着意义，有的形体只表示意义的大类，由语言足成之。”

（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17页。

）丁先生并没有像不少近代学者一样，把“义”

完全归之于语言，而是同时注意到字形和语言的互动。

在此过程中，西学知识成为进一步了解“中学”

的契机，而不是一个标准和套式。

[139]今天的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思维并非由语言决定，相反，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心象”

（mentalimage）来思维的。

（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62～64页。

）这番讨论恰好可以和扬雄以“文”

为“心画”

的见解相印证，而这也再次促使我们评估“象”

的概念。

事实上，汉字本身的思维结构有助于我们对不少超出特定文化范围的“普遍性”

议题提出新的观察可能，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洞见。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参见霍大同：《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无意识的剖理》，见霍大同主编：《精神分析研究》第1辑，56～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特别有启示意义的是，霍大同的宣言“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

脱胎于拉康（JacquesLa，1901—1981）的名论“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的”

。

这样，文字和语言就构成了一对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思想范畴，呈现出不同文化的“认知图式”

在同一领域中的作用路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