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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1页）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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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汉语拼音化也没有成为现实，且已渐行渐远，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它确曾风光一时，不光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青睐，更吸引了一大批左翼青年追随，甚至为国家领导人所向往[112]；其影响又不仅是思想上的，而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实实在在成为一场“运动”

。

它的目标极为远大，不只是要改造语文，而且被上升到救国的高度上。

鲁迅那句常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13]，就是其动机的鲜明写照。

这一运动值得花费大量笔墨来描述，不过，这不是本章的任务。

我这里只是要考察它在论证策略方面的一个变化过程，虽然要深入了解这一点，仍不能离开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整体脉络。

本章的论述试图表明，在以“言文一致”

为导向的语文革新运动内部，至少存在两个相关而具体目标又不尽相同的分支，一个是以文体改革为主的白话文运动，另一个是以文字改革为主的汉语拼音化运动，它们既相互支援，又相互争斗。

白话文运动较为温和，又具有历史上的铺垫，更易为社会所接受。

此外，由于它同时关涉到语言和文字两个层面，故而也在整个语文革新运动中占据了枢纽地位。

它的迅速传播，把汉语带入了思想论争的旋涡，而这些讨论又进一步促进了汉语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五四时期，围绕着钱玄同“废汉文”

的主张，《新青年》刊发了一系列争论文章，其焦点是要不要在“废汉字”

的同时兼“废汉语”

，结果是废汉字而存汉语的意见占了上风。

第二场讨论以孙中山提出“汉字进化，汉语退化”

的观点为契机，集中在汉语是否比汉字落后这一问题上。

在这次讨论中，新文化运动者虽然对汉语发展水平存在不同评价，但多数主张应把汉字和汉语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也都认可汉语的发展比汉字更为“进步”

。

这样，他们既在学理上稳固了汉语的地位，又使得汉字成为中国语文中各种弊端的替罪羊。

在此前提下，汉语拼音化论者顺势推动了对第三个议题的讨论：汉语中存在的不足与汉字是什么关系？这一议题使得汉语拼音化运动突破了清末以来就汉字论汉字的思路，转而从语言的角度思考问题，最终形成“废汉字以救汉语”

的论证策略。

汉语拼音化论者对此论点的证明，又采用了两种论证模式。

最常用的手段是从正面攻击汉字对汉语的束缚。

不过，他们也注意到，汉字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产生一套详备手段，足以应付实际生活的需求。

这促使他们又提出了一个辩证的论证模式：汉字功能的成熟，恰好阻碍了汉语的发展。

聂绀弩说，汉字字形和四声分别满足了视觉和听觉上分辨意义的需要，而使汉语不能进步，就是一例。

前一章也曾提到，沈兼士说汉字因为找到“借字表音”

的方法，养成“苟安”

习惯，以至于不肯“去想法造那以简御繁的正式音符文字”

，也是类似的思维方式。

瞿秋白当然更不肯放过这个现成的理由：“因为汉字的字形已经能够表示相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