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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2页）

，写字的人遂“自然而然的偷懒，不肯照着口头上应当讲的声音去写”

。

白话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主要就源于此点。

[114]

当然，这个新论点的风靡，并未导致从汉字论汉字的传统思路失效，后者仍在延续，其理论重要性也没有减弱；从汉语论汉字的论证方式，毋宁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

也就是说，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而言，这是一种论证策略上的调整，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不过，这一调整却有助于它争取那些支持白话文而未必认可汉语拼音化的人士的同情。

以上论述或给人太过整齐的印象，似乎很难摆脱“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115]的嫌疑。

其实，本章只是要说明，汉语拼音化运动“废汉字以救汉语”

这一论证策略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建立在思想界围绕着汉语发展水平展开的两场争论的成果之上。

白话文运动初期，胡适等确实有过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两步走的计划[116]，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或是顾及舆论的接受程度，或是考虑到汉语中单音词过多造成的麻烦，却很少从汉字阻碍了汉语发展这一角度立论。

这一论点的兴盛，和前两场争论有直接关联。

当然，本章对几次讨论的结果所做的“意义”

阐发，主要是从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视角做出的，换一个视角，这些“意义”

或许就完全不同，这恐怕也是使其看起来太过整齐的一个原因，不过，需要声明的是，我实在无意于把这一阐释视为唯一的考察路径。

回顾这一过程，一个不能不引人兴味的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汉字和对汉语的态度何以如此悬殊？前者被视为必须抛弃的障碍，后者却成为千方百计要保护的对象。

其实，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盛行的文化进化论的立场上看，汉字和汉语的地位是一样的。

汉字被视为象形文字，根据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象形→表意→表音）理论，可以说仍保持在文字进化的初级阶段；汉语则被视为“孤立语”

，在语言发展的三阶段（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理论中，同样被认为处在语言进化的初始阶段。

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发展三阶段论”

已经被国际语言学界所放弃，“文字发展三阶段论”

却长期流行。

[117]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语言学家那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表现：一方面竭力呼吁汉语拼音化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在极力证明汉语的先进（参看第六章）。

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观点的宣传家往往就是同一批人。

造成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和20世纪中国学者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采取的声音本位的语言学立场是分不开的。

在此立场下，文字不过就是语言的符号，它的地位是附属于语言的（参看第一章、第四章）。

按照这一推论，构成“中国人”

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

换言之，放弃汉字乃是轻装前进，抛开汉语则将根本全无，等于彻底放弃了“中国人”

的认同——如同前引傅斯年的话所提示的：这是比“中国”

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

显然，在时人的言论中，汉语和汉字的地位虽然恰好相反，但从论述构成的逻辑上讲，两者却是彼此依赖，相反相成：放弃汉字，正是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

这段追溯提示我们，必须把文字、文体和语言放在一个彼此关联的系统中，才能对那些看似只是某一领域中的言论变化有一深入的解析。

本书“导言”

部分已经提出一个“思想生态圈”

的概念，本章的描述可以为此概念提供一个恰当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