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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3页）

如果按照朱经农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语文革新运动这一思想生态圈中，至少活跃着四大“物种”

（按：朱氏的总结实不完备，此处只是大概而言），它们地位平等，竞争力也大体相仿。

但经过思想界的几次争论，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个生态圈的形势已发生了显著改变。

四大“物种”

的第一种和第四种都被淘汰出局，只剩下第二种和第三种；其中，白话文又占了绝对优势。

这种形势既为汉语拼音化运动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作为其基础的汉语被保留下来），又使其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如果白话文已经可以完成语文革新的使命，汉语拼音化还有必要吗？“废汉字以救汉语”

的论点，就是拼音化论者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所做出的策略调整。

这调整当然未必是有意的，也并未给汉语拼音化带来成功；但这个运动在三四十年代的兴旺，也要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策略的运用。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只有把某一特定观念放入其所在的动态化的思想生态圈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演变。

就此而言，其意义显然已超出了一个运动本身的成败。

[1]同样的主张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已经出现。

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的“文言一致运动”

看起来是要追求书面语的口语化，其“本质”

则是“文字改革和汉语的否定”

。

（柄谷行人：《内面之发现》，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36页）中国的语文革新运动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柄谷的议论。

不过，文体改革和文字改革都是“言文一致”

口号的嫡生子，很难把其“本质”

归结为其中之一。

当然，汉字的意义对中日两国是不同的，这一论断是否适合于日本，我难以判断。

[2]博山：《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23日，9～10页。

[3]鲁迅：《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3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163页。

[5]朱氏原函所举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钟文鳌。

此人是美国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基督徒，曾在留美学生里宣传废汉字、改用拼音字母。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逼上梁山》，见《胡适文集》第1册，140页。

）但他那时身在国外，除了几个留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自然谈不上影响力。

[6]本段和下段，参见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2～355页。

[7]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36页。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5页。

[8]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8年4月22日、4月29日、9月27日，565、572、619页。

[9]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425～426页。

[10]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3页。

[11]姚寄人：《中国文字与Esperanto》，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0页。

[12]胡天月：《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4页。

[13]本段和下段，参见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53～155、159～160、168页。

[14]李思纯：《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见《李思纯文集·论文小说日记卷》，945～946页，成都，巴蜀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