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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用京话与会通异言（第2页）

[11]由此可知，“官话”

即“官”

话乃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观点，而此“官话”

无疑主要又是指官场流行的北京官话。

前引《大公报》的那位江西籍作者即语带酸咸地说：若有人谓“北京乃帝都，中国之大君主所居，岂可使大君主不尊重其固有之方言，而以别省者为之正音乎？”

那么就只好回答：“是谓势力范围，非鄙人所敢争者也。”

[12]这不啻说，以京音为正即以君权压人。

章太炎更直接把政治原则搬过来：“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以首都专制耶？”

[13]

造成京话失分的另一原因来自“种族”

方面。

在时人印象中，京话常和满人连在一起，南方各省颇有请他们为官话教师的现象。

[14]今日语言学家早已公认，满人对北京话影响甚巨。

[15]然而，对于那个时期的“排满派”

来说，这适成北京话的一个污点。

太平天国时期，杨秀清（约1820—1856）就有“满洲造为京腔”

，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

之说。

[16]清末革命党更对此大做文章。

刘师培认为，北语自东晋以来已杂“夷音”

，元清两代，更是“虏语横行”

。

[17]吴稚晖强调：“所谓官音，官者，言通用也，言雅正也。”

南方话固“杂有蛮苗之音”

，北方话“亦未尝不杂胡羌之声”

，皆不纯正，当“以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其声和平，语近典则，即可以为雅正之据”

。

但使他愤怒的是：“近日专以燕云之胡腔，认作官话，遂使北京之鞑子，学得几句擎鸟笼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别国为官话教师，扬其狗叫之怪声，出我中国人之丑，吾为之心痛。”

[18]吴氏特别在“官话”

和“京话”

之间划清界限，显然是出于浓厚的民族情绪。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官话”

“官音”

的字面界定其实与王照如出一辙，但结论却正好相反。

直到1920年，吴稚晖还在强调：“京音算做一物，不过三十年以来，日本人把他抬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