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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用京话与会通异言（第4页）

，显示他亦把此事理解为地域之间的矛盾。

在此情形下，大家对同一事物的观感自然不同。

吴稚晖不承认京音是“官音”

，而他所谓“官音”

在彭翼仲听来却是地道的“南方音”

。

[25]

不过，双方也都不愿被视为乡曲之士，故拥护京话者竭力证明它通行范围最广，反对者则反复强调其资格不够，皆欲寻求“多数人”

的立场。

同时，官民、夷夏、雅俗等各种视角皆被引入讨论过程，在开拓论证空间的同时，也削弱或掩盖了论点中的地域色彩：官民之分和夷夏之别，各自从民权和民族理论中获得了营养；至于雅俗之辨，则本具区分“天下性”

与“地域性”

的功能。

[26]这样，在新旧思想资源的共同作用下，采用“多数人”

的语言，成为确定国语语言标准的一个不言自明的规则。

替代京话的方案自然也应满足这个条件。

从今日语言学的立场看，吴稚晖所提的“官音”

“读书音”

“中州韵”

，都非常模糊，缺乏明确标准，含义也未必全同。

[27]唯吴氏本人显然未虑及此问题。

重要的是，“南腔北调”

听来似乎就更能代表“多数”

，即使反对者也无法将之归为“方言”

，京话则字面上就很容易被认作北京土话。

其实，方言和国语并无必然对立，国语完全可以建立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之上。

唯在反对京话者看来，一种语言要代表全国，就必须尽量割断其与特定地域的关联，既然是“全国的”

，自然就不能是“地方的”

。

在这种情形下，会通派呼声日高。

章太炎即其中一位。

面对莫衷一是的局面，章氏提出：“以《唐韵》为准。

而官音、土音，违者悉非，合者悉是”

，以“杜南北之纷争，通省界之窒阂”

，好比“法律已定，则人无所用其私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