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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决于多数（第1页）

二、取决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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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意见社群都赞同国语应“代表全国”

，而“全国”

又往往被置换为“多数人”

。

但谁是“多数”

？如何证明自己所欲者即可代表多数？所谓“多数”

，是指人口之多寡，抑或涉及流通地域之广狭？其时中国并无站得住脚的人口普查数据，更谈不上全国性的语言调查，故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拿出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证据。

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必须通过各种“非语言学”

的手段来争取——事实上，一种语言是否具有代表性，一般也并不取决于其在语言学上的特征，而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条件。

国语不仅是一种“共通语”

，也是经国家权威机关正式认可的“标准语”

。

民间的各种方案，如不能获得认可，就只能是“方案”

。

故人们虽然竭力把国语与官府区隔开，却必须重视官方态度。

这样，此一问题也被转化为在官方层面争取“多数”

席位的问题。

这两种舆论取向在官方或半官方层面也都有体现。

清政府于1904年年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首次揭橥语言统一的目标，就要求学生“练习官话”

（参看第三章）。

此后几年，官方也都使用“官话”

一词作为标准语的定名。

但学部并未指明何种语言为官话。

相当一部分官员自动理解为北京官话，比如，1907年湖北学使黄绍箕令各学堂添加国语科，云嗣后教员“上堂授课均改作京话”

[39]，然学部仍未澄清，颇有默许的意思。

然而，学部1906年的一份咨文（参看第二章）又指出，制造切音字，须“依《玉篇》、《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为定程，通行全国，不得迁就方音，稍有出入”

。

各地方言不无参差，“要当慱考异同，返其原始，决不能据一二省之方音为标准，而强他人之我从”

。

咨文特别提到，京音无入声，而他省有之，“自不能一概抹杀”

，则所持又为会通立场。

[40]看起来，官方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实际非常模棱。

宣统二年年底（1911年年初），学部在改订筹备立宪清单中正式使用“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