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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决于多数（第2页）

一词（参看第十章）；之后，其态度更明显偏向于会通派。

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学部所上奏折提到，有关国语语言标准，“现正广征海内人士于国语音标素有研究者，各抒己见，送部采择”

；同时，拟“遴派精通音韵、熟悉方言人员”

举办国语调查会。

[41]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学部并未把京话视为当然的国语，而倾向于在方言调查基础上斟酌损益，制订出标准语方案。

[42]

京话派也试图对官方决策产生影响。

1910年，一批旗人上书资政院要求推广官话合声字母，特别指出：“前有某议员著论，谓不能以偏隅之语为官话，此大谬也。”

首先，“言语出于人，非出于地也。

地有偏隅，人无偏隅”

。

京话乃各省语言“会萃磨练”

而成，“斯即中央，非偏隅也”

。

其次，京话流行地域最广，其他方言则“无两省相同者”

。

这是统一语言的先决条件，“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

总之，“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

。

[43]理由并不新鲜，而表达更有系统，更具针对性。

最重要的是，与过去的舆论宣传不同，他们希望通过资政院这个新成立的“民意机关”

，为京话赢得合法地位。

另一个竞争场合是1911年夏由学部组织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

会上围绕国语问题形成了“京音”

“官音”

（此处官音即普通官话音）两派，福建代表林传甲（1877—1922）、直隶代表高步瀛（1873—1940）属京音派，川籍代表吴鼎昌（1884—1950）、江苏代表沈恩孚（1864—1949）属官音派，直隶代表陈宝泉（1874—1937）则持中间立场，提出应先调查一番再说。

[44]会议最后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

规定：发音“宜以京音为主”

，唯“京语四声中之入声，未能明确，亟应订正，宜以不废四声为主；话须正当雅驯，合乎名学，宜以官话为主”

。

[45]既言“以京音为主”

，又言“不废四声”

，似是两派调和的产物。

然而，此会之后紧接着举行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议却通过了一个完全相异的“统一国语办法案”

：“以京音为标准音”

，“以京话为标准语”

[46]，全然不提官音与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