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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活语言（第9页）

，仅取其便于“语言教学上能获具体的模范而已”

。

该书《说明》则出自钱玄同之手：“国音就是普通所谓‘官音’，这种‘官音’就是北平音。”

唯原定“国音”

因“取决于多数，对于现代的北平活音不免忽略”

。

但也“并非把北平的一切读法整个儿搬了过来，就算国音”

。

其中有“较为高深的词类，或出于旧籍，或属于专门，北平的读音往往有彼此自相歧异的；又有一部分与其他官话区域之读音不合的”

，皆经“斟酌取舍，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

。

其中，大部分入声字依北平读法，分入其他声调。

唯“兼存”

入声的目的，乃为“讽诵前代的韵文”

之用。

[132]1932年5月，此书经教育部公布，被称为“新国音”

，取代了“老国音”

。

乐嗣炳在1935年宣称，这个标准代表了“三十年来国语标准问题”

争论的终审判决。

[133]似乎多年的争论从此可以尘埃落定。

显然，京音派在国音系统改革中起到了推手作用，因此颇有人以为“新国音”

即北平音，北平话当然就是国语。

赵俪生（1917—2007）就生动地回忆到，20世纪30年代初到北平时，他发现自己听不懂北平话：“我们一惊，北京话不是标准国语吗，怎么‘乃槐儿’我们竟不懂。”

[134]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京音派获得了社会上的胜利。

问题是，吴稚晖和钱玄同的文章也代表官方反复声明，新国音取的是“北平音系”

，而非“北平音”

。

它保留了折中调和的做法，兼存入声，强调国音和京音的连续性，在在显示，国音的总方向并未发生彻底改变，和京音派的主张仍有不小距离。

这都意味着官方不愿过多强调新国音的地域色彩，而希望尽力维持其公平的形象。

[135]然而，这些强调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因此，新国音的确立并不像乐嗣炳估计的那样，意味着争论的终结，相反，这个时候，对国语语言标准的新一轮进攻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