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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第2页）

。

他还将此点提升为一通则：“故在古人为正音，在今人为方音者，宜径以为方音，不以入于国语。”

[160]可是，以北京话为国语，也是强全国以从一地，虽反对声音不绝，却终能胜出。

显然，平等虽具号召力，方言和方言却到底不同（参看第九章）。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有关国语语言标准的论争主要发生在北京官话和“普通官话”

之间，而不是在官话与非官话之间？这其中涉及一个不能被完全归结为社群认同的因素，即古今之争。

正如前引傅斯年的评论所表明的，广东话之所以不具竞争力，乃因其太“古”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官话（无论是北京官话还是普通官话，甚或南京官话）的天然优势则直接来源于其“近古”

以来所处的核心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传统（主要是“最近的传统”

）对国语运动的制约力是不可忽视的。

不过，对“现代性”

的强调更能代表国语运动的主流（包括左翼文化人推荐的“普通话”

在内）。

当然，面向今天并不必然意味着排斥过去；如果“古”

代表了正统，就更具**力。

实际上，以“正统”

为号召的复古现象在很多国家的国语运动中绝不鲜见，有时甚至会演化为极端的“语言净化运动”

。

[161]但这一取向在中国的影响有限，清末民初一部分人因受“排满”

思想鼓动，对汉语为“胡人”

所乱颇表愤愤，但说这些话的人也不全是要复古。

20世纪20年代之后，因受文化趋新取向影响，“夷夏之辨”

在国语运动中基本消失。

新文化运动者揭示出的文化的“死活”

对立关系，对京音取代更接近音韵“正统”

的国音，起到了理论推手的作用，就是风势转移的表现。

国语语言标准的讨论，不仅涉及何种语言能“代表全国”

，也涉及谁有权力来确定这个资格。

在这一问题上，“主权在民”

的理论对论辩起到了相当程度上的支撑作用：这既体现在论者区隔国语与“官”

话的理论努力中，也体现在吴稚晖、范祥善对“国音”

得名的解释里。

此外，从章太炎到张士一都强调，制定国语语言标准应依据学理之是非，而非赞同人数之多寡，这看似反对“民权”

，实是反对政治权力（无论何种形式）的干预；左翼文化人推倒“国语”

，更被认为是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问题是，无论是更为中性的“全国人”

还是更具阶级意识的“大众”

“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