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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第3页）

，都是抽象概念，国家的权力实际常由政府代表，故国语的确立也不得不寻求官方的支持。

但官方本身也很多元，吴稚晖和顾实对国音是否应由国会通过就有不同意见，这其实源自他们对国家权力机关权能的不同认知。

这当然不是说“人民”

的力量就此可以忽视。

人民本来兼具性质、数量两层含义，实际则常被理解为以数目取胜。

在国语语言标准的争论中，除少数例外，“取决于多数”

几成共识。

尽管谁才代表多数，大家皆自说自话。

与此同时，传统语文观念中更受重视的“雅”

，在清末民初还是考虑的要素；新文化运动后，“雅”

则已成为被刻意忽略甚或打倒的对象（实践中当然未尽然）。

文化评判的标准由“质”

的高下向“量”

的多寡移动，其背后动力乃是政治观念的变革：在传统社会理想中，士居四民之首，身为社会表率，地位、责任皆与其他群体不同；在现代政治理论里，“人民”

则是一同质概念，无论角色、地位如何，数字（包括虚拟数字）相加即代表公意所在。

不过，如前所述，在“多数”

之外，“学理”

这样的因素也没有被完全摒除。

整体来看，四十多年的论争虽有阶段之分，但有一些东西似乎很少改变：自这一主题受到关注开始，那些基本主张、论点，都再三出现。

在前一阶段似乎已达成共识的话题，到了下一阶段又卷土重来，似乎重回起点，唯攻守之位互易而已。

独用京话和会通异言这两大主张，犹如钟摆一般，来往起伏。

其中的主因即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体化和平等化这两大价值之间永恒的内在紧张：既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标准，又须兼顾各方的平等诉求；且这“各方”

中，还包括了地域、阶级等面貌各异的社群，确是一桩难事。

这提示我们：现代国家建构并不是一套统一制度的建立所能完成的，它也需要人民内部不同群体的协商。

[162]

然而，在众多主张中，两大主要观点的实际差距并不很大。

在读音统一会上，王照、吴稚晖主张的不同字音，按吴氏估计，只有5%。

在20世纪20年代的“京国之争”

中，张士一专门拿王璞的《国音检字》做了一番统计，发现两种主张的相同率为92%，以驳斥“京音与国音有99%相同”

之说。

张氏坚持，不是100%，“这个标准音就是没有自然这样用的人而行不通的”

[163]。

但即便是92%，差别又有多大？及至新国音颁布，大家都说北平话成了标准语，实际也是误会。

不过，若换一个角度，这微小的差异就重要起来。

美国史家巴森评论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层出不穷的教派，说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极微，却极具象征意义”

[164]。

这同样适用于国语运动——各种差异虽小，却被赋予重大的“意义”

之别：对吴稚晖来说，国音不能是北音，因为它代表了地方的平等、民族的独立、国民的权力，后者则是被皇权、清朝玷污了的；对张士一来说，京音不能被国音混淆，因为它是“活”

的，后者是“死”

的；对瞿秋白来说，普通话不能被称作国语，因为它是“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