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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的语义内缩（第2页）

[15]这样，现代的方言一词所涉及的就不只有“方域”

这一个指标，亦同时指涉了一套由语系、语族、语种等范畴构成的等级性语言分类制度，方言在其中处于基层。

显然，这个“方言”

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使用条件比传统的“方言”

严格得多。

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方言确立前提的“一种语言”

，在定义上虽然完全依据学理的判断，在实际上所指的却常常就是政治意味极强的“国语”

——它不具有任何普世性质，完全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之内。

在此意义下的“方”

，也就带上了相当浓厚的行政层级色彩，而成为“地方”

之“方”

。

[19]显然，无论古今，“方言”

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政治视角，不过，具体的思想背景却在改变：传统方言一词隐含在天下观中，现代方言概念则产生于民族主义思想框架内。

[20]

职是之故，拿着今天的方言概念去衡量传统方言一词，不免凿枘难通。

比如，龚自珍（1792—1841）自言其所著《今方言》一书：“首满洲，尊王也；胪十八行省，大一统也；终流求、高丽、蒙古、喀尔喀，示王者无外也。”

[21]如果说龚自珍把十八行省与满洲、高丽、蒙古、喀尔喀并列，已令人惊讶的话，洋务运动后开设的一系列外语学校皆以“方言”

为名，也许就更令人惊奇了。

1907年，原本以教授藏文为主的“四川藏文学堂”

改叫“四川省城方言学堂”

，教学重点也转向外国语。

[22]同一年，吉林“外国语学堂”

奏请添设蒙文科，并更名为“方言学堂”

。

[23]这两个例子一南一北，一个转向外语，一个增设国内少数民族语言，都要更改名目。

与它们形成对应关系的是，上海的“广方言馆”

是从“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的名目改过来的。

而所有这些事例的意味是一样的：“方言”

是一个比“外语”

涵盖范围更广的术语。

清末民初蜀人张慎仪（1846—1921）的《方言别录》，搜罗所及，亦涵盖了今日所云汉语方言、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

顾燮光（1875—1949）编于清末而定稿于1934年的《译书经眼录》卷八《本国人辑著书》第十五“方言”

类所列书目，中外语文并列比肩，基本相当于今日所谓“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