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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的语义内缩（第3页）

著作。

[24]此中原因不难想见：“天下”

各自成“方”

，何分中外？这和清政府把培养翻译外语人才的学校命名为“同文馆”

，遥相呼应，异曲同工，都是“天下”

观念的投射（尽管此时的中国已经走在向民族国家转化的道路上）。

龚自珍把满语置入“方言”

之列，也很能说明问题。

活动于乾嘉时期的清宗室成员宜兴曾谓：“国语者，吾辈方言，本天籁也。”

但其时有越来越多的满人已不会讲满语，令其非常不满：“满洲话在咱们身上，就像东方高丽、北方俄罗斯、西方回子、南方蛮夷的各有土语一样。

四夷尚且不失他们的土语，照旧的说呢，咱们尊尊贵贵的满洲，反倒不懂自己的土语，不说满洲话，就是忘了根源了，可怎么大憨皮腆着脸，拿旧规矩教训子孙呢？”

[25]此处所谓“国语”

即满语，与今天的国语概念不同，本有自贵其身份之意——且这也正是宜兴所欲言者，但他将满语与高丽、俄罗斯乃至“蛮夷”

之语并称为“方言”

（“土语”

与“方言”

，在满文中是同一写法），再次证明时人所云“方言”

乃是“一方之言”

。

有意思的是，出于同样原因，今人所谓“国语”

有时也被纳入方言之列。

[26]前边已经提到，1902年《外交报》发表了英国传教士“利君”

提倡中国语言统一的演说（参看第三章），这里注意的是，其译者（也可能是编者）在文后加按语曰：“语言文字，为国民精神之所寄，未有语言亡而其国存者。

泰西列邦，大都自尊其国语”

；而中国自举办洋务以来，“每设学堂，咸课洋文”

，实是本末倒置。

“教育之要，在普通学而不在语学，即尽中国人而能外国语，吾亦未见其益也”

。

不如径用汉文，能够“亲切而广大”

。

日本和埃及“同一兴学”

，然“一效一不效”

，即“重方言与重外国语之别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