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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的语义内缩（第4页）

[27]此处所谓“方言”

，其实就是“国语”

。

其时现代意义上的国语一词已在国内出现，这篇演说的立论取向也明确受到语言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但按语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他采用的这个词汇所隐含着的宇宙观，实与演说主旨背道而驰。

不过，这是当时很流行的认知。

就在“利君”

演说发表的同一年，上海发行了一份《方言报》。

这个“方言”

，不但有北京话、宁波话、广东话、苏白，也包括官话在内。

[28]

美国学者拉姆西（Ramsey）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各种方言其实可作不同的语言观，就如同法文有别于意大利文一样。”

其证据之一是，“在明清两代，不论高丽、日本、蒙古、满洲或安南之语，四译或四夷馆员一律称之为‘方言’”

。

[29]其实，这里首先涉及方言概念和实体的区分：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对某物的认知，不乏多一些“主观”

，实体则要求更加“客观”

的立场。

就实体而言，“中国人的各种方言”

是否属于“不同的语言”

是一回事，但我们并不能依据中国传统“方言”

一词的用法就得出这个结论。

更重要的是，汉语中古今“方言”

的概念本来就依托于两个相异的思想体系，以此例彼，混作一谈，不免隔靴搔痒，似是而非。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使用的“方言”

完全是个“新名词”

，而古今方言概念的变迁，实际是现代方言概念对传统方言概念的替代，其后更意味着整个语言分类系统的改变：由外语、国语和方言组成的三元认知结构取代了由雅言和方言组成的二元结构。

不过，处于这一转换进程中的人们，显然不认为古今“方言”

之间存在一条实质性的鸿沟，他们体会更多的，毋宁是概念的延续和调整：传统方言概念似乎经过了分化、重组，分别被归入外语和现代方言之列；与此同时，传统方言概念中的某些语义因素（如“方域性”

）仍被部分保留下来。

从这个特定的感受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视作“方言”

一词的语义内缩过程。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很难为现代“方言”

的确立指定一个清晰的时间点。

至少，章太炎清末所写的《新方言》和沈兼士1918年提出的征集方言办法，似乎都特指汉语而言；胡以鲁1913年推出的《国语学草创》，更明确把方言限定在“同一国语”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