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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证汉语方言同源性（第5页）

。

[75]明人岳元声（1557—1628）发现自己家乡那些有音无字的土语“多有来历”

，遂想及仓颉造字未通行之先，岂非“苍颉一方之言”

？故经史百家与方音俗语并非天悬地隔，不能相通。

[76]在清代方言研究著作中，这一假定更被广泛接受。

以晚清而言，南方有陈澧的《广州音说》，从隋唐韵书推究广音之所从来[77]；北方有王树枏（1851—1936）的《畿辅方言》，以“证古今语之异同”

[78]为宗旨；西南地区有张慎仪的《蜀方言》，于“每条备注来历，明非肊造”

，凡俗字、俗语“不见记载”

者，“概从屏弃”

[79]。

虽然此言也暗示蜀语颇有逸出古书之外者，但对那些没有“来历”

的语汇，张氏并无兴致。

他们的基本假定，就是文廷式所说的“各处方音不同，要皆有合于古”

[80]。

这都还是有系统的专著，至于各种零星发现，更是散诸文献，俯拾即得。

显然，现代方言学者把方言视为古语的地方分化，无论是思维结构还是具体论说，都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

但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做法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惯性。

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家多认为，“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

都是同源的，只因“语音语汇法则”

的改变才产生分化。

[81]这一假定也被中国现代语言学界所接受。

陈寅恪强调，比较语言学研究应有“历史观念”

，即“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

，否则就是“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

。

[82]高本汉提出，《切韵》代表唐长安方言，几乎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导源于此。

张世禄遂将此结论照单全收：“我们认定现今各处纷歧的方音，都是从隋唐古音上演变出来的。”

[83]

这样看来，“方言即古语”

的思路乃是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学术同时作用下的产物。

不过，传统学人和现代学者虽同具此手眼，运用目的则全不相同。

前者依据的是“礼失求诸野”

原则。

正如孔子另一句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论语·先进第十一》）所暗示的，这里蕴含着“俗”

源于“雅”

这一推论。

[84]是以，此原则常被地方读书人用来论证本地文化的正统性，前引岳元声所言就是一例。

在福建、广东这些长期被视作文化边缘的地区，此一论点更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