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当代导向与历史寻索（第6页）

，不能不“以简御繁”

，唯一法门“就是拿《切韵》系统之下的单字音作起点，以后再慢慢给某种某种方言的语词作详细的长篇记录”

。

[114]罗常培对西人的回应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他直言，西方学者研究汉语方言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历史的出发点”

，故很难说明方言间的关系。

这关系只能从历史上看出，“无论拿哪一种现代方音作研究别的方音的出发点，事实上都往往走不通”

。

同时，表面上“看起来不能相通的两种方音，未见得没有历史的关系”

。

因此，“研究现代方音唯一有效的出发点就是古音”

。

[115]

我们不妨拿罗常培这段话和一般被视为老派学者的向楚（1877—1961）在《巴县志·礼俗篇·方言章》中的一段话做个比较：“吾国南北之音，不无讹变。

世人不通转语，音声小变，即无以知其所从来。

若能推行故言，得其经脉，虽唇吻有弇侈之殊，等呼有刚柔之异，若能求得其变化之原理，掌握其沟通之途径，即不难互通语言。”

[116]二人着眼点不同，思路和观点则有不少互通之处。

向楚这段话绝非纸墨见解，而是建立在其实际经验之上的。

1902年，他曾在广州教国文，因为说一口川话，无人能懂，但他依靠扎实的音韵学底子，很快就大致掌握了广东话。

[117]向楚不是偶例。

事实上，清末的音韵学家胡垣（约1836—？）也声称：“垣孤陋寡闻，未尝远涉，然近则桑梓乡音，数十里内已得其所由分；远则闽粤数千里外，亦得其所由合。

有异乡子弟就学，第任其自然之方音，不强以舍彼就我，而我自能知彼之误于不误，盖验之于音呼声韵，乃有以比例而会通也。”

[118]这似乎都为前引孟森的话提供了证词：有经典做底子，燕人也能很快掌握粤语。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方言学对所谓“文献语言学”

方法的依赖，并不完全出于历史的惯性，也不只是出于一种技术性的需要，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如同胡以鲁、何仲英、赵元任等人所观察到的，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长，文化和政治却能长期维持基本统一，正依赖于一个以文字、书本、经典为核心的大传统的存在；而各种千姿百态的地方性小传统，与此大传统也存在密切的交流互动。

抛开大传统，我们不但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也难以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呼吸声中，分辨出它们背后的隐秘呼应。

不过，说来似乎吊诡的是，历史的维度之所以在现代学者以“当代”

为导向的文化研究中起到如此核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源于其地位的降低——它已不再是一个用来评判不同文化成果优劣雅俗的价值源泉，而成为一个为民族国家提供认同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

，这使其活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得以积极融入当代生活的建设中。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仍然被“当代化”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