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当代导向与历史寻索（第5页）

。

后者虽仍无法彻底和价值分离，但从表面上看，它主要是一描述性概念，这使它可以“超脱”

于各种具体的价值分歧之上，呈现出一种“中立”

态度，从而起到为民族国家提供历史支撑，为当代文化发展提供养分的作用。

很显然，在论证汉语方言的同源性这一问题上，它们扮演的角色无可替代：声音本身转瞬即逝，要勾勒语言来历，舍弃书证，便无所取材。

因此，至少从技术性条件来看，方言学无法完全脱离文字和历史的控制。

传统学术惯性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

梅祖麟发现：汉语学术界的方言调查长期采用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1930年）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方言调查字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1955年初版）。

“这种表格预先选定三千多个常用字，依《广韵》的声母、韵母、声调排列，然后每个方言都调查这些字的语音。”

其优点是“在短时间内可以了解一大片方言的音韵概况”

，但也漏掉了许多“‘有声无字’的语词以及常用词的俚俗音”

。

[110]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的学术趣味有关。

李壬癸发现，早期汉语方言调查者最感兴趣的是“现代方言如何和古音连接起来”

[111]，反过来，这种调查和思维方式也高度配合了他们的论点。

魏建功曾以“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

一句为例，对照了国语和台湾话的异同，结论是：“如果完全依照原来字面来用台湾音说，我想与国语只是声音上的不同。”

[112]然而，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研究方式和所用材料，恐怕仍需进一步检验。

显然，尽管现代方言学家自觉地欲与传统断裂，实际则远未脱离传统学术的影响。

不仅中国学者如此，汉学家如高本汉者，也有类似做派。

他那个“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来自《切韵》”

的论断，就引起了曾在山西做过方言调查的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A.Grootaers）的质疑：“法语方言中产生的各种语音变化和新词，难以断定它们是直接从拉丁语派生而来的。

而高本汉为什么能断定汉语方言和公元601年的《切韵》所代表的语言有直接的派生关系呢？”

他发现，高本汉的方法是，先选取一个书面语词，再请教不同地区的人们，本地方言如何表达这一事物，直到找到类似的发音为止——这“当然全部都能直接和《切韵》音挂上钩了”

。

贺登崧认为，汉语方言中某些语音的同一性，只是“历史的偶然产物”

，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

他据此认为：“现代中国的文献语言学的错误不在于依据文献做研究，而在于要在方言中找出和书面汉字相对应的词。

这一做法是以汉语变化有连续性这一点作为前提的。

但是事实却彻底否定了这种连续性。”

[113]

实际上，中国的方言学家对此也不是没有自觉。

赵元任就曾反省：“我们有时候还是脱不了‘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的习惯”

，故“总还是以《切韵》系韵书作为一切方言研究的出发点”

，因此受到了西方方言学家的批评。

但他强调，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做法：中国有“几千方言”

，要想得着“一个大概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