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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导向与历史寻索（第4页）

，所有的方言似乎都是平等的，至少人们并未感到有对它们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的强烈需要。

在三元认知结构中，语言之间则呈现出更加立体的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两种关系。

第一种是内外之别——国语和方言是“内”

，外语属“外”

；第二种是高下之分——外语和国语是平等的，方言则位阶稍低。

由于国语一词本具两种不同含义（既用来指“中国语”

——主要是汉语，又用来指汉语的标准语。

详论参看本书“导言”

），国语和方言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出两种不同形态：就广义的国语（中国语）来说，方言是国语的一部分；就狭义的国语（标准语）来说，方言必须依赖国语作为沟通中介。

当然，无论在哪种意义上，方言都较国语为“低”

。

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比二元结构更为复杂的不平等状态。

可是这仍只是一面，换一视角，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两个层次上的平等关系：国语和外语当然是平起平坐，方言之间也是平等的。

事实上，平等二字对于我们理解整个国语运动都是一条核心线索：一方面，如同我们在第七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围绕着国语标准的制定，中国人曾长期争论不休，争论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要尽量满足各地人民的平等需求；另一方面，在表面看起来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它也同样为中国字拉丁化论者宣扬方言拉丁化提供了理由（详看下文，并参看第七章、第九章）。

后者认为，标准语必须通过不同方言的逐步交流、融合才能达成，人为制定一种标准语，无论如何都难免不公。

其次，前引何仲英的言论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平等关系：国语（标准语）的地位虽较方言为高，但也不是绝对的。

前已谈过，何氏此说的意图是为了帮助人们克服学习标准语时的畏难心理；这个动机在台湾国语运动文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

但我们亦不能就此认为，此说完全是一种说服策略。

绝大部分国语运动的领导人认为，方言和国语是互补对流的关系（参看第九章）。

“平等”

的具体含义显然是复杂的。

就方言而论，“平等”

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方言和方言之间是平等的；第二，所有方言与国语的距离都是相等的；第三，方言和国语在不平等中也蕴有相对平等的意味。

深究下去可以发现，这三种含义的平等之所以可能，主要依赖于如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一个稳固的正统价值取向（在这里特别表现为雅言、古书等）的崩溃，为各种替代性价值的竞争打开了空间。

其次，民族国家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用钱玄同的话说就是：“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大家都是平民”

，方言是“活泼自由的平民话”

，当然应多多采纳。

[109]国语和方言都为平民服务，自然也是“平等”

的。

当然，这种“平等”

并没有否认它们事实上的不平等——然而，一个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它们的不平等是功能上的，而不是价值上的。

如果说这两个原因都来自当代生活中的改变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再次把我们的眼光带回了往昔，那就是前引何仲英文的另一个论点：方言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源头。

换言之，我们绝不能轻视历史、文字和书本这样一些“雅文化”

维度在中国现代方言研究中的作用。

的确，它们已不再是一种衡量尺度，然而它们转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