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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导向与历史寻索（第3页）

，因此，“欲研究古音转变之途径与其转变之程度，必须深谙俗语，断不能纯赖参杂人工之读音”

。

事实上，“愈欲研究古音，愈须调查今音，盖《切韵》还原，易陷于玄虚，今音考察，则邻于现实，今音而重‘读’，又现实之偏虚，今音而重‘语’，乃现实之更实也”

。

[106]岑氏热衷于用古音证古史，其实这未必是其强项，这段议论也不是为了服务国语运动的现实需要，但从“《切韵》还原”

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取径已与清儒明显不同，今音、今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它们不只是古语研究的辅助材料，而且是关键证据，离开它们，古语重建将一无可能。

事实上，整个国语运动的取向都是以当代为中心的，方言研究取向的改变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归根结底，这仍与民族国家的需求有关：简单地说，一个民族首先是存在于“现在”

的，无论是“过去”

还是“未来”

，都服务于“现在”

存在的这个民族。

“传统”

没有任何超越性的神圣意义，历时维度的方言研究自然也不该回到往古寻找终极价值，而理应转向对活泼的当代生活的肯定。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罗常培的话：传统方言研究都要“以韵书矫正方音”

，其实，“与其援古正今，还不如据今考古好呢”

。

[107]

时间观的改变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和文化上的等级观念被迅速松动和瓦解了。

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指出：现代社会坐落于“世俗性时间”

里，它的想象是通过“横向”

方式展开的，无须与一个“高点”

联系起来——这个“高点”

位于过去的神圣开端，奠定了永恒的合理秩序的基础，保障了社会的“垂直性”

。

与之相反，在民族国家这样的“横向社会”

中，“每个人与社会中心都是等距离的”

。

[108]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以不同方言为母语的人们在学习国语时面临的“实践”

难度绝不相同，但这些方言和标准语的理论距离是相等的，或者说，它们在“品格”

上与标准语等距。

反过来，国语也被设想成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一条“等距离”

跨进“社会中心”

的道路。

不过，问题的实际表现要比泰勒所言复杂得多。

为此，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语言的三元认知结构。

在传统二元认知结构中，语言之间当然是有等级的，其表现则相对单纯：除了“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