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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2页）

遂变为“互不相通的语言”

。

[152]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界，这也是常识之一，任何一部概论性的作品都能阐发一二。

[153]照此说来，要在方言和语言之间做出精确区分，不唯不可能，抑且不必要。

然而，学理只决定一半状况，另一半状况要到政治中寻找：对后者来说，将方言和语言区隔开来，不唯合理，亦属必要。

当听到赵元任宣布“汉语是一种语言，不是几种语言”

时，岂不令我们想到傅斯年、顾颉刚在抗战时期的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

[154]二者所处的小情境不同，大关怀则并无两样。

且正如黎锦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定位所透露的，方言概念的“国家化”

，也正包含在方言概念本身的相对性之中。

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既有歧异性，也有同一性，自不待言，但哪怕在其中任何一方稍有侧重，都可能提示出截然相异的立场。

具体到对汉语方言性质的评估，民国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不同态度。

主流语言学家受到西方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小学的一些理念，更注重汉语的同一性，目的是建构汉语的“一体化”

形象，以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

其具体做法又可分作几个步骤：首先即“方言”

概念的内缩，将其控制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其次是通过历史比较法，寻绎各地汉语的同源性，将其合法地纳入汉语“方言”

的范畴；最后是通过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在不同语言层次间和同一层次的分支间，建立起一个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联系的语言谱系图。

相对说来，左翼文化人更注重基本立场的宣传，于具体研究着墨不多。

他们深受苏联语言学家，特别是马尔的影响，更关注汉语方言的歧异性，强调语言是以“矛盾统一”

的辩证方式发展的。

但两者的分歧与其说来自学理冲突，毋宁说和他们所服务的政治目标、所处的不同政治地位有关。

至少，左翼文化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

至于那些参与国语运动的语言学家，当然不接受左翼学者对他们的定位——“官僚”

（参看第七章），不过他们大多与国民政府维持着良好关系，至少也是采取合作态度，反政府的左翼人士把他们视为对手，并非无因。

在这里，一个人的论点显然不是由论证过程决定的，恰好相反，是先有立场，才产生配套的论证方式。

然而，也正是因为左翼人士的语言学主张主要由他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决定，革命胜利形势日益明朗之时，也就是左翼文化人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迅速回归主流学界之日。

毕竟，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左”

“右”

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在我们对“方言”

下定义以及划分某种语言的边界时，政治因素早已潜伏其中，以一种直接和强势的方式预先施加了影响。

但问题并未就此止步。

事实上，在随后而来的那些看起来更加专业，也更加日常的学术活动中，政治依然在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起着作用，不留心观察，便很可能与之擦肩而过。

本章无意对现代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具体展开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不过，作为对本章主题的补充和深化，我愿对此做一简略分析。

首先，与语言边界的划分相应，国家行政区划也常常成为方言调查的参照系。

在现代方言研究的起步阶段，因为缺乏专业调查人员，常常采用两种办法：一种是委托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如1918年沈兼士拟具的方言调查办法；另一种是征集各地的方言发言人，如1919年年底国语统一会、1924年林语堂在北大开设“中国比较发音学”

，都采用了征求“方言代表”

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