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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3页）

[155]直到1931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绘制“全国语言区域分布状况图”

，虽明知“此种语言地图未可以行政区域约略为之”

，但为求尽快明了全国语言划分的基本状况，仍编制一份调查表，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教育局照表详填”

。

在此表格中，前五项都是有关行政区划的信息。

[156]语言学家当然清楚，这样做并不规范，难以提供详尽材料，甚至可能会误导结论，但为了方便迅捷，还是采取了这种办法。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到全国层面，这种行政区划导向的影响就更加清晰：任何一幅方言地图都无法不考虑政治版图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它更像是在自然和行政区划图之上，添加了方言信息而已。

[157]

其次，教育行政机关对方言调查的介入，也提示出方言研究和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的关联。

根据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看法，民族国家是一个“权力集装器”

，在领土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行使管理权，是其本性之一。

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它必须建构一个高效的通信与信息储存体系。

[158]从这个角度看，国语运动在为民众提供平等进入“社会中心”

的机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国家对公民的信息管控，方言调查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这意义是双重的：不仅地方语言资讯是行政管理需要的一种资源，而且对它的控制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我们可以用罗常培的一段回忆来说明这个问题。

抗战期间，史语所一度迁至云南昆明。

但因云南汉语属于官话系统，“和国语近似”

，最初并未引起学者“系统研究的兴趣”

。

后在罗氏建议下，终于进行了一次云南方言调查。

罗常培自述其考虑是：“调查方言不应专注意音韵近古和词汇特殊等观点，主要的还得充实方言地图，确定‘同音圈线’。

全国有一个地方没经过精确的科学调查，那么，方言地图上那一角终究是个缺陷。”

[159]对学者个人来说，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才能激发研究兴致，但从整个学科来讲，全面掌握该领域内的信息，才是最基本的任务。

方言地图是方言学成果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被视为“语言调查（linguisticsurvey）的根本事业”

[160]，自然引起罗氏的关注。

不过，这里的必要性也不能全从学术角度解释，实际也是国家管理体系的要求（罗常培本人当然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全国方言地图上的“一角”

空白，既提示出学术的“缺陷”

，也象征了国家权力的“缺陷”

。

实际上，就本书主题而言，方言地图的意象可谓密集提示了民族国家对方言研究的控制。

除了前边提到的这两点外，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三点：地图提供了一个共时性的展示框架，在其中，方言的历时性关联消失了。

这个特点也再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空间维度转向了时间维度：无论是方言学的命意，还是其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都引导语言学家们以“当代”

为中心组织他们的学术工作，包括历时性研究。

本书想补充的是，在现代方言概念及方言学建立的过程中，过往的经验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

历史虽然退到了方言地图的边框之外，默不作声，仿佛自己根本不存在，但它实际正是方言地图的真正设计者之一（另外一个设计者是政治力量）。

如果没有历史提供的坚实基础，民族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凭空虚构出一种现代汉语的“方言”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