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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4页）

因此，本章也要征用安东尼·史密斯的看法，以作为对前边使用的安德森理论的补充：民族可能是一个“现代社会”

的“想象”

，但它是在“前现代”

经历所设定的前提下的“想象”

。

[161]不过，这里引用史密斯，只是对安德森的补充，而不是对他的完全否定。

后者关于民族主义时间观的描述仍是有说服力的（虽然也需要一定的修正）：历史要真正变成一种民族国家的建设力量，绝不能以往昔为价值导向，而要把自己转化成一个服务于当代的“文化传统”

。

总之，无论是由外语、国语和方言构成的三元认知结构，还是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及其对汉语语言边界的勾勒，乃至方言调查和研究本身，都不是对语言天然秩序的简单再现，而是对语言所依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投影的描摹。

这些关系经过民族国家的思想框架而产生，并反映了后者要同时实现对外区隔和对内统一的诉求。

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现代方言学的学术性，更不想把它完全化约为一种政治操弄和设计的结果，但我希望本章的描述可以表明，离开现代国家转型这个基本脉络，我们对语言的认知很可能呈现出一幅迥然相异的图景。

[162]

[1]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328页。

[2]汪康年：《上政府说帖》，见《汪康年文集》下册，59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周铭三：《国语的意义和他的势力》，载《新教育》第3卷第5期，1921年，609～610页。

[4]可轩：《国耻篇》，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1904年12月1日，225页。

佚名：《口号旗号的文字（三）》，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1页。

[5]俊如：《国语跟国耻》，载《国语报》第2期，1926年6月11日，第4版。

此报系上海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筹备处所办。

[6]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卷，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8]参见陆志韦为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所写序言，及高名凯同书。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3～4页（序页）、81页（正文页码）。

]

[9]赵元任：《语言问题》，98～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41～153页。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462～508页。

潘悟云、邵敬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147～157、339～348页。

何大安：《从中国学术传统论汉语方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4分，1992年，541～549页。

[11]钱绎：《方言笺疏》，1～3页（篇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12]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

本），145页，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13]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士与中国文化》，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4]高名凯已经指出“方言”

一词最初指“方域殊语”

，之后才逐渐变成对同一语言的地方变体的称呼。

他还认为西方语言中的方言对译词也存在类似的转变过程，而这和语言研究中“历史比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