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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5页）

的运用有关。

不过，他并未细究其中的原因，更未把它与宇宙论、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变化联系起来。

事实上，按照他的描述，汉语“方言”

的语义变化似乎早在近代之前就已开始，与西方语言学的传入无关。

高氏受到一些苏联语言学家的影响，更倾向于对语言的广义分化即“社会方言”

（包括“社团方言”

和“阶级方言”

等）而不是“地方方言”

的考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论证“社会方言”

的观点同样适合于汉语，他把方言的初义拿来作为证据。

（高名凯：《语言论》，131～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提示出，他对方言词义变化背后的社会与思想背景似乎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15]张世禄编：《语言学概论》，2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

这个意义上的“语言”

，今天也有学者称为“语种”

。

[16]其背后有一重宇宙论背景。

徐梵澄（1909—2000）据《大戴礼记》指出，“天圆地方”

所指并非物理之天地，而是“天地之道”

：天之道无所不包，“‘地’表示物理自然，其多种多样的真理或物理法则为方”

，代表“限制”

。

（徐梵澄：《孔学古微》，李文彬译，128～12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方言”

之“方”

便包含此一层含义。

[17]王古鲁：《言语学通论》，37～39、202页。

[18]张世禄编：《语言学概论》，194页。

[19]现代“地方”

概念的出现，或者说“地方”

的“地方化”

本身就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

此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关晓红教授已从清末官制改革的角度对此问题做了探讨，参见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491～5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0]就此而言，古今“方言”

概念的区别，有点像“官话”

和“国语”

的差别：功能虽然相近，思想史背景却全然不同。

详论见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