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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6页）

[21]龚自珍：《拟上今方言表》，见《龚自珍全集》，308页。

[22]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四川大学史稿》，2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

[23]《吉林外国语学堂请添设蒙文一科并请奏改方言学堂的禀文及吉林省批文》（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吉林外国语学堂为添设蒙文一科并请改名为吉林方言学堂的禀由》，吉林省档案馆藏吉林方言学堂档案，档案号：J036-01-0046、J001-33-5140。

这两份档案由四川大学2012级历史学基地班沈暮春同学代为查询，但因其不属开放范围，此处只能根据题名判断。

[24]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363～36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5]宜兴：《庸言知旨》第1册，1、15～16页（原书未标页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卷首有宜兴自序，写于嘉庆壬寅仲春即1812年。

此书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和光绪十七年（1891）抄本，本章所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满汉合璧，汉译者不详。

此条材料及宜兴和《庸言知旨》的版本情况，均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法言先生抄示。

[26]现代语言学家同意，“国语”

亦是一种“方言”

，但这是在现代“方言”

的意义上所使用的，和此处所说不同。

[27]佚名：《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载《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第14～16页。

[28]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见《阿英全集》第6卷，30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9]转引自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18～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30]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2页。

[31]实际上，“方言”

的传统语义在民国时期仍零星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1914年9月浙江出版的《兵事杂志》第6册“国内要闻”

中发表的一条消息《参谋本部组织方言研究会》中，所列“方言”

均是外语（第1页，类页）；1933年1月，上海东方函授学校还称，该校使用和教授的共有13种“方言”

，其中既有汉语方言，也有外语。

参见《十三种方言》，载《火光》新年特刊，18页。

[32]据雷蒙·威廉斯描述，英语的dialect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语义内缩过程：最初指“一个地区的语言”

，后来变为“一种语言的附属的形式或变体”

，主要与“标准‘语言’或优雅‘语言’”

相对。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29～131页。

）

[33]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88～9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4]黎锦熙：《拟请设立方言研究调查工作机构意见案》，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84。

同一意见又见黎锦熙：《论全国方言研究调查之重要及其工作》，载《甘肃教育》第4卷第19、20期合刊，1942年，1页。

[35]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57页（栏页）。

[36]陈光垚：《中国民众文艺论》，48～4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7]“边疆语言”

的例子，参见罗常培：《筹设边疆语言研究所计划草案》，1942年2月，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1229～123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