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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7页）

“边音”

的例子，如1945年颁布之《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见《教育部训令》（参字第50122号），1945年10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64。

[38]赵元任：《语言问题》，100页。

[39]JoheHistoriaioneDellaLingua”

，ierBurkeandRoyPortereds.，TheHistuage，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87，pp.198-199.

[40]雅克·杜加斯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188页。

[41]胡适说，他在研究方言之初，所能找到的大部分都是基督教教会方面的材料。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2]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文庸、段琦等译，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此书原题《中华归主》。

[43]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uldin）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中还强调，“从语言学上来讲”

，广东话、客家话、上海话等“也可以被视为独立的语言”

。

他还在“汉语”

二字后特意加了个括号，注明“北方话”

。

（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180页，注释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44]高本汉：《中国语言学研究》，4页。

[45]乐嗣炳编：《国语辨音》，5页，上海，中华书局，1928。

[46]高名凯：《汉语语法论》，9～10页。

[47]YuenRengKueiLi”

（赵元任：《李方桂》。

丁邦新将其译为汉文，并全文录入《〈李方桂全集〉总序》），见李方桂：《汉藏语论文集》，10页（英文在第8页，均为篇页）。

文中提到的最后时间是1973年，而丁邦新说此文是1975年转到他手上的，则写作日期应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

[48]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5页（栏页）。

[49]胡以鲁：《国语学草创》，82～84页。

[50]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6页（栏页）。

[51]黎锦熙：《国语学大概》，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31日，第1版。

[52]汪国镇编著：《文字学概论》，279～28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3]顾颉刚：《吴歌甲集》附录三《歌谣中标字的讨论》弁言，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63页。

[54]刘大白：《白屋文话》，86～87、213～21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9。

[55]刘本龄：《华商国语研究会小启》，载《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3期，1910年，20页。

[56]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189页。

[57]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1页。

[58]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88页。

[59]沈步洲：《言语学概论》，54页。

[60]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2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