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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2页）

[150]Eri，NationsandNationalismsin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10，p.14.

[15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269、2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52]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53]毛秋白：《论方言》，载《青年界》第2卷第5期，1932年，53页。

[154]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954、101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见《宝树园文存》第4册，94～1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按：顾文原载《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1947年3月又重刊于《西北通讯》第1期，顾颉刚对其的重视，可见一斑。

[155]沈兼士：《征集方言之方法》，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25日，第2版；《国文研究所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1版。

林玉堂（林语堂）：《林玉堂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21日、22日，第1版。

[157]直到2003年，吴宗济还批评中国学界“按省调查”

方言的做法太主观，因为“方言分布不是按行政区划来划分的”

。

（吴宗济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2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

[158]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13～222页，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59]罗莘田（罗常培）：《语言学在云南》，载《边政公论》第2卷第9、10合期，1943年，25页。

[160]《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第3版。

[161]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92～123页。

[162]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指出：从社会语言学立场看，“由政治界定的‘民族’类别”

也是“界定‘一种语言’”

的“标准”

之一，而后者是“多种多样的”

。

韩礼德曾跟从罗常培、王力学习过，较能理解中国人把北京话和广东话都视为“方言”

的做法。

他采用的“语言社团”

的概念，有助于我们从“认同”

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语言社团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自己讲的是同一种语言。

在这种意义上，有‘汉语’语言社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讲的都是汉语，而不是北京话、广东话，等等。”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说话者对待他们自己语言的态度以及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

。

（韩礼德：《语言与社会》，6～7页。

）换言之，它是一种“认同”

指标，特别适合用来追踪民族主义观念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