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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不统一主义的提出（第2页）

，不能囊括各地方音，他担心“将来各省之音，势必归于消灭”

。

[15]作为国语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这段话清楚表明了他的态度：国语统一不能以方音湮灭为代价。

这方面更为自觉的思考是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推广而展开的，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胡适所说的“活文字”

的概念，它被拿来论证方言写作的合理性。

朱执信提出：对于“一般”

中国人来说，“文话是中风麻痹的，国语是还没有活的，真正活的还是土语”

。

因此，大部分写给本地人看的文章都可以“用土话做”

。

[16]二是歌谣运动，其初衷本是搜集民间文艺，为国语和国语文学提供“最需要的参考材料”

，但如同周作人所说，“歌谣原是方言的诗”

[17]，二者具有一种天然的亲缘性。

在歌谣运动中，如何记录方音和方言日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8]，这不但推动了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开展，也刺激了学界对方言文学的关注。

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属1926年年初顾颉刚搜集整理的《吴歌甲集》出版，胡适、沈兼士、俞平伯（1900—1990）、钱玄同、刘复都给此书写了序言，纷纷为“方言文学”

背书。

新文化运动者对方言和方言文学鼎力相助，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既有实用性质的（即“与普通人发生交涉”

的需要），又有美学性质的（方言的表现更为活泼），或从价值论立场出发，或来自学理的考量。

就方言与国语的关系而言，他们多强调二者互为依赖，密不可分：方言是国语的形成条件，也为后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源。

钱玄同提出，“方言是国语底基础”

，它“是帮国语的忙的，不是拦国语的路的”

。

周作人建议，方言中有许多可以补充国语不足的表述方式，应“正式的录为国语”

。

胡适更指出：“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

这个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国语虽然“优胜”

，但也还是“方言”

，与其他方言相比，性质并无根本不同。

语言如此，文学亦然。

胡适强调，“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

，方言文学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

渐渐为大家所接受，才成为“公认的国语文学的基础”

。

因此，“国语的文学”

是“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的”

，而其最终“仍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