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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语制的实践（第2页）

[45]过渡期既如此漫长，自己就一口“闪董料秤”

话当然也无妨。

第三位是吴稚晖。

陈存仁（1908—1990）曾在回忆录里说，吴平日说话，都是“一口无锡土话带一些常州的尾音”

。

有次陈终于忍不住，请教这位读音统一会会长、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语统一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何以自己从不说国语？吴稚晖遂大谈一番国语统一的意义，紧接着便称自己的国语其实“相当好”

。

吴一向滑稽搞怪，陈存仁以为他这也是开玩笑，“不禁哈哈大笑”

。

吴知其不信，遂约他翌日再来。

到了次日下午六时，我准时而去，稚老却换了一套中山装，见了我一开口说的就是爽朗而清脆的国语，讲得非常流利，这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接着就用演讲的姿势说：“中国一定要语言统一，注音字母是我和黎锦熙等创行的，希望能像英文的‘字母’，日本的‘片假名’，韩国的‘谚语字’，用拼音来统一全国的言语和广泛地推行识字。”

他这些话全是用国语说出来的，一些不带无锡土音，我佩服得不得了。

[46]

刻画生动鲜活，虽有几处错误（如说吴稚晖选定“北京话”

作为国语，又说注音字母由吴氏与黎锦熙创制等），却无妨其史料价值。

这当然证实吴稚晖并非纸上谈兵，不愧为国语运动的领袖，然而并未解人迷惑：既然如此，他为何偏偏多操方言？[47]

论年龄，这三位一位比一位老：傅振伦生于1906年，傅斯年生于1896年，吴稚晖则是1865年生人。

但他们说国语的积极性似乎每况愈下：吴稚晖是能说而不常说，傅斯年是曾说而终不说，傅振伦则根本就不愿说。

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推断他们保守：吴稚晖是中国最早的世界语宣传家之一，傅振伦对世界语的热爱直到晚年犹未减，保守分子岂宜如是？

这当然都是个例，但国语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一般人士更可想见。

192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儿童在学校学了国语，偶尔在家庭说着，家属便生厌恶。”

[48]这是东南一带的情形，而那还是推行国语运动最热心的地区，其他地方只会更甚。

显然，普通人对国语的实际感知和轰轰烈烈的宣传之间，存在不小距离，有时甚至可能恰好相反。

不过，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此归为理论和实践的差异，而不妨换一视角。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所说的“语域”

（register）概念，关注到社会“情境类型”

的变化对语言选择的影响，对我们理解这些现象不无帮助。

根据韩礼德的看法，一个人说何种“方言”

往往与其“出身”

有关，但他在特定情形下选择说哪种语言，则通常由“社会活动性质”

也就是“场景”

决定。

[49]换言之，这里涉及的不是语言能力的问题，而是对社会场景的主观判断问题：对于一个具备“双语”

能力的人来说，何种情形使用国语，何种情形使用方言，是有规则可循的。

具体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这种“语域”

可以分作几类，每一类型又与不同的意义脉络相关。

要细致地勾勒它的意义地形，就必须突破单纯的思想史路径，兼采阐释人类学的视角，不仅注意那些带有宣言和理论性质的文献以及官方发布的政策、条令等文件，更要从时人的日常实践中勘察其背后的意义走向。

第一种是城乡（或“发达”

地区与“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