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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语制的实践（第3页）

地区）之别。

当时流行的一个看法认为，国语适合于大都会，农村和偏远的内地则是方言的势力范围。

这一点可以以话剧为例。

作为一种“舶来品”

，话剧的影响长期限于少数几个大城市，基本采用国语或普通话演出。

[50]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其演出范围有所扩大。

初期主要沿“各大水陆交通线”

展开，推行得较为“顺利”

，但随着交通线逐渐沦陷，“除了少数城市和部队以外”

，话剧的生存范围迅速收缩，据说其主因就是语言上的障碍。

[5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剧团在城区演出时使用国语，到了乡村就用方言。

[52]有人还专门提醒热衷于戏剧救亡的人士：“在大都市里利用国语是应该的，但是偏僻地方，用起国语来，便会使观众发生‘洋戏’之感！”

[53]其实，乡下人当然有可能真的不懂国语，但也可能是因国语与其日常生活环境相去太远，而产生格格不入之感，此其所以“洋”

也。

但若果真如此，则障碍就不仅是语言上的，亦有文化和心理上的（更可能是几方合力的结果）。

不过无论如何，“国语”

而让人感到“洋”

，未免显得讽刺。

这又带来了第二重反讽：20世纪30年代，国难日亟，鼓动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成为当务之急，可是在此问题上，以服务民族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国语却显得软弱无力，甚是尴尬。

有人为此提出，“战时演剧最主要的任务，并不在推行语言的统一，而是要宣传并教育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日战争，及抗战中民众应有的任务”

，而只有方言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54]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乡村或“偏僻地方”

之时，真正使人兴起家国之感的，不是“洋气”

的国语及其背后抽象的“国家”

“民族”

，而是“土气”

的方言和活生生的“地方”

。

这样，在民族主义的主题下，国语和方言形成一种不无紧张而又相互支撑的关系，提示出“双语”

实践对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尽管它并不总是被人们意识到；而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观念内部一直存在着“启蒙”

与“统一”

的张力（参看第三章）。

在抗战时期，方言和救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除了宣传的效应之外，作为标志一个人身份的指标，能否讲某地方言也常被当作辨认间谍的重要依据。

1937年8月，四川省会警察局为“严密防范”

汉奸、间谍，布告全市旅馆，对旅客进行监视，其中规定：“凡投店住宿之人，如有言语声音，不与本省同者”

，须报告巡逻警士或警察局分驻所；“如有声音非本省，而故填为本省籍贯者，须填单报分所”

。

[55]丰子恺（1898—1975）的一位同学在武汉被误认为日本间谍，警察也要求他说几句浙江萧山方言，以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