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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语制的实践（第4页）

[56]在这里，方言以更加特殊也更加具体的途径参与到抗战事业之中。

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它和“地方”

之间的关联，而这样就把我们引向了方言使用的第二种语域，即内外之别。

所谓“内”

，主要指家庭和家乡。

黎锦熙说：国语统一当然要“各地方的人都要牺牲他的土音方言”

，但“牺牲”

并非“消灭”

，一个人“身在家乡，和家乡人说话，谁来禁止他用土语方言？谁来强迫他一定要来打官腔，说官话！”

[57]《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讲得更清楚：国语要“人人能够说，却不是人人必须说，因为常言说得好，‘官腔莫对同乡打’”

。

当然，另一面也很重要：“虽然不是人人必须说，却要人人能够说，为的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却不应该见面时不会说中国话。”

[58]末一语微有语病（方言其实也是“中国话”

），不过不影响其语意效果。

黎锦熙以一句“常言”

为据，也提示我们，文化和社会习俗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中国传统讲究内外之别，同样一套举止，对外是谦恭有礼，对内可能就是生分疏离，不同情境的转换非常关键，而语言就是最直观的标志之一。

唐人贺知章（659—约744）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回乡偶书》），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经验。

30年代一位左翼文化人观察到：“少数的智识分子或是生活有着流动性的人们”

，因为“到处跑码头”

，学会了说“国语或类似的国语”

；“但一回到家乡，不讲土话好像是一种耻辱，于是便哇啦哇啦地打起乡谈来了。

可见对于一般人，方言较之国语是亲切的”

。

[59]家庭之内当然更是如此。

吴稚晖说，中国人中即使能讲官话者，于“家人父子之聚语，仍各操其亲切之纯一方言。

家人而说官话，即小孩亦笑不休也”

[60]。

这是实况，前揭傅斯年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同时这也解释了吴稚晖自己在不同“语域”

间转换的原则。

一个人选用何种语言，反映出他对自我及所处社会空间性质的判断，同时也暗含了一整套与之相应的社会互动方式。

[61]用社会学家席尔斯（EdwardShils）的话来说，家乡、家庭都属于“原生性的纽带”

（primordialtie）。

[62]在这类情境中，最得体的语言当然是母语。

作为一种认同的表示，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是否被待之以“自己人”

的方式。

在清代四川这样一些移民地区，同籍相遇，“必述其原籍之土语”

，谓之“打乡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