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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语制的实践（第6页）

这不仅是因为两省语言状况异常复杂，省内方言林立，与国语标准的差距也最大；而且也因其在政治上频繁反侧，令国民党中央头痛不已。

因此，无论在象征意义还是在实用意义上，闽粤二省的国语运动都是中央权力扩张的一部分。

但也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文件都是针对公务人员和教师、学生制定的，并不包含普通老百姓；其对方言也不是一律严禁，福建省政府的几份文件大都采用了“号召”

的口吻，而福建省会暨永安县国语运动周筹备委员会的呈文也特别说明是“办公时间”

。

广东的要求更严格，但也没有消灭方言的意思；同时更将“公事来往”

和“私人谈话”

分为两个层次，对使用国语的要求也表示了区别对待（至少是“步骤”

的区分）的意思。

这些文件提到的“公事”

，主要跟党政机关、官办机构和学校等场所有关。

而在1913年，胡以鲁就提出“强制公人使用”

国语。

其所谓“公人”

，包括“官吏、公吏、议员、军人、教学师生”

等。

[67]无论是“公事”

，还是“公人”

，都指向国家权力及公共事务领域。

它们大都是晚清以来“现代化”

改革的产物，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承担着主力的任务：政府、官员、议员是公共权力的实际操控者、分享者，学校和军队则分从文武两面服务于权力结构、社会分层、意识形态的生产（再生产）和维持。

这一共同使命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也把它们和国语绾合到一处。

而在这些机构和场所之外的更广大区域，则被认为属于更私人、更“传统”

，也更适合方言的场合。

上面粗略辨认了与方言使用的“语域”

有关的几种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只是帮助我们梳理某些社会现象的权辞，不可过于拘泥。

实际情形要比这复杂，而不同类型又多少具有一些连续性：家庭内外的区别也常被看作公私区别的一部分，城乡差异则既反映出政府控制力强弱的不同，也同现代与传统的社会文化区分有关（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社会流动程度的差异）。

[68]实际上，很多时候，不同因素同时作用于一种场合，很难将之限定于某一层次。

[69]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分类所反映的，主要还是一种认知取向：国语和城市、外乡、“正式场合”

的关联，方言和农村、本土、“非正式场合”

的关联，更多地建立在心态认知层面上，受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系统影响，未必存在任何逻辑的必然性。

但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场景的分类系统一经形成，就为国语和方言的“双语”

实践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行为参考框架，而生产出相应的社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