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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良的蓝青官话（第3页）

但这并未妨碍它起到沟通作用——正是这种经验为“南腔北调的国语”

主张提供了事实证据。

陆费逵就理直气壮地说：提倡国语的张一麟（1868—1943）、陈颂平、黎锦熙等，虽在北京多年，“哪个说得来纯粹的京话，只好各说各的蓝青官话，彼此能懂就是了”

[79]。

这些论断表明，在他们看来，国语主要还只是一种互通情意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什么独立价值。

他们虽然重视语言在塑造民族意识方面的作用，但大体上仍保留了一种更加实用的口语观。

[80]

在一段时间里，“南腔北调的国语”

也获得了官方的支持。

1930年，教育部发布第235号训令，要求各省教育厅饬令“所属中小学教员，在可能范围内，一律用‘和标准国语相近的语言’作教授用语”

。

这是教育部首次向中小学教师提出此项要求（此前仅限于师范学校），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其倡导的意味远大于实际的意义，因而加了许多限制性词句，所谓“和标准国语相近的语言”

，而不是“标准国语”

，就是这一过渡性质的体现。

不过，训令也明确表示：“除标准语外，所谓国语，总不免南腔北调，不大纯粹。

用不纯粹的国语作教授用语，虽然不很惬意，但是总比用土语教授的好得多。”

[81]这里的“总不免”

三字暗示，“不纯粹的国语”

并不全然是个过渡性的要求。

从根本上看，它也是在官方容忍限度之内的。

如前所述，国语包括语法、语汇、语音三个方面。

汉语语法基本统一，无人提出质疑；语汇存在不少差异，但因有近文的“官话”

作为基础，也不是太大的问题[82]；分歧最严重的是语音。

语音本是语言系统中最具变易性的因素，加之中国历史悠久，地广人多，语音的变化就更为繁复，以致魏建功在1925年曾无奈地表示：“统一国语，我以为是语法的总沟通，语音统一是一件‘貌合神离’的事！”

[83]而时人所说的“蓝青官话”

式的国语标准，也主要就是指这部分。

不过，粗略地说，语音又可进一步分为“音”

“声”

“腔”

几个层次。

“国音”

标准虽有变化，但标准本身一直存在。

至于“腔”

（这里指的是“声腔”

），则本来就微妙难同，要想全国一律，绝不可能。

钱玄同就说，“好国语”

的标准绝不是什么“音正腔圆”

，因为“各人发音，有各人的自然腔调，这是不能矫揉造作的，而且也决不应该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