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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第2页）

。

[119]在这里，货币和语言一样，都是“多元”

的。

看起来，对于胡适来说，语言的多样性并不构成严重压力，乃是理所当然；对于海然热来说，问题就要严峻得多。

这里所反映的当然可能只是两个人批判精神的差异，但从前文可知，其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系统性的文化区别。

我们再来看国语的标准化问题。

彼得·伯克指出，在16世纪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法国，人们都非常注意“说话的方式”

。

在英国、荷兰、德国，口音都被视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

，许多“方言”

因此而备受歧视，大家都要努力学习“标准”

口音，以便能够出人头地。

[120]和中国不少上层社会人士满足于“蓝青官话”

式的国语的态度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二者可谓天壤之别。

近代日本对国语的推行也很严格。

1947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到，在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很多台湾同胞都学会了日语，而“日本语是统一的。

凡来台的日本人都能说日本的标准语”

。

光复之后，“许多祖国的同胞来到台湾，虽然都是讲的国语，但是浙江人讲的浙江国语，江苏人讲的江苏国语，广东人讲的广东国语，四川人讲的四川国语，彼此都不同，甚至于有时候，彼此都听不懂”

，遂使台湾同胞困惑异常，不知究竟要在这许多“国语”

中学习“哪一种”

。

国语推行委员会不得已提出两项要求：“在说的方面，我们要能说得跟北平人说话一样最好。

在听的方面，我们要能听懂各种大同小异的‘蓝青’国语才行。”

（注意这里的“‘蓝青’国语”

一词。

）报告慨叹：“台湾同胞对于国语的标准非常重视，竭力追求。

这同时也可以显出内地各省同胞又太不注重标准了。”

[121]

其实，台湾同胞对国语标准的注重，主要还是在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养成的习惯。

在中国，“蓝青国语”

从未被当成一个大麻烦，但与日本比较起来，就相形见绌，使得负责推行国语的官员甚感遗憾，反过来，也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心态特色衬托得更为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吴稚晖1944年的一篇文章里也流露出与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官员类似的情绪。

此文的缘起，来自他和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1902—2002）的一段谈话。

其时顾氏刚刚从新疆考察回来，谈及那里的国语推行情况，说是“只统一了一个老牌蓝青官话”

。

吴稚晖听闻，甚感不满：

北音的蓝青官话，能够通行，自然慰情聊胜于无。

但我们既有了北音老牌蓝青官话，又增添了拉丁化的蓝青官话（上海读成香海、张先生变为腔先生），将来又有维吾尔化的蓝青官话、哈萨克化的蓝青官话，伟矣哉，蓝青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