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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第3页）

倘四强中的三强问我，你们贵国的国音标准何在？则嗫嗫而对曰：就是官话。

倘又追问曰：何为官话？必又觉悟曰：不是十八省千奇百怪的蓝青官话，而是北音的老牌蓝青官话。

有异同否？则又嗫嗫而对曰：差不多，稍许稍许，略有异同。

那末，他不必客气的批评曰：大约你们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差不多”

，还不曾想有一个标准。

那末只好低了头不做声。

他为此强调，必须“为我国国文严立一标准国音”

，以“雪那‘差不多’之耻”

；而这首先就要求“经国之士大夫”

能够“勉强渐将蓝青官话，改习标准音”

。

[122]

吴稚晖此处的态度与他平素的主张不同。

这篇文章和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文件一起，提示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官方在国语标准化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变化。

细读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其原因所在：这些言论主要针对的乃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极不稳固的地区，如新疆、台湾及中共势力范围（从“拉丁化的蓝青官话”

一语可以看出）；此时又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官方尤感强化统一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吴稚晖所设想的“三强”

问难情节提示，这里还有一个国际形象的考虑。

他似乎认为，中国的语言统一（实际并不限于语言）程度与“四强”

之一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

这虽是吴稚晖的揣想，却也再次表明，中外对于国语标准的认识确有宽严之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特色？我们前边的论述已大略涉及了某些内容，其中的一个要点在于，国语运动的推动者大都是新文化运动者，对任何“定于一尊”

的价值都怀有深刻的疑虑，他们对方言地位的维护，是同保护个性和文化多元性的考虑分不开的。

不过，除了这项新的思想因素之外，传统中国的某些社会和文化取向也对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则又可以分作三个要点：一是文和语的关系，二是官话和方言的相对地位问题，三是社会伦理观。

周有光（1906—2017）曾说：“中国原来只有‘文’的概念，没有‘语’的概念。

讲话是可以随便讲的。

……‘国语’是到了民国才提倡的，而且当时大多数人都不重视国语，以为重‘文’轻‘语’是当然的。”

[123]这段话虽有若干不尽准确之处，但仍为我们理解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这个看起来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口号提供了一条线索。

没错，“重文轻语”

确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参看第三章、第四章），它的表现之一即对口语表达的相对放任，也就是周有光所说的“讲话随便”

。

当然也不是对口语完全不顾，不过，受到关注的主要是跟读书有关的“字音”

，而非说话的“语音”

。

根据赵元任的研究，在过去，“多数受教育的人”

要学官话，都是“从说官话（或者学过官话）的人那儿拣一点儿，或者从《红楼梦》之类的官话小说里头采用些词汇，并不想改变读音”

。

[124]此处的“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