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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第4页）

，确切地说乃是“语音”

。

在科举时代，字音直接关系读书（写诗“出韵”

是个大麻烦），但怎么说话，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倾向与西方同样悠久的重视口头表述的语言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125]不过，晚清以来，随着西学霸权的建立，“重文轻语”

的倾向也受到激烈批评，各种语文革新运动（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等），都把提升语言地位当作重要目标。

[126]然而，根据周有光的观察，在民国时期，“重文轻语”

的倾向不但没有消失，还直接影响了国语运动的成效。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并不愿改说国语，其中不少还是吴稚晖所谓“经国之士大夫”

；学国语的时候，他们也多少沿用了过去人学官话的习惯，实际上更侧重于与书面语言相近的那些因素。

[127]“蓝青国语”

的提法，便是这一传统惯性思维所致。

20世纪中国的语文革新运动，同时在文字、文体和语言三个层面展开。

从社会反响看，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所遇阻力最大，反对声音最为响亮，以至于最终蜕化为制作并推广汉语拼音字母与汉字简化运动；以白话文运动为主的文体改革虽在一开始激起了强烈反对，但很快就取得了优势；而国语统一的观念则几乎毫无阻力就被普遍接受，社会认同程度之高，居于三者之首。

[128]因此，周有光说民国时期“大多数人都不重视国语”

，似乎是很奇怪的议论；不过，本章关注的现象表明，这番观察并非全无依据。

此处其实涉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在思想上，人们对国语统一表现出高度认同；但在实践中，人们又多少视之为无关紧要之务。

实际上，这三个层面的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反响之所以不同，恰好就和“重文轻语”

的心态分不开：文字改革要在文化的核心地带开刀，当然难以被人接受；语言则本来就不受重视，要接受新观念就容易得多，可是真要改变惯习，也还是困难重重。

国语运动对“双语”

制的肯定，就根植于这一复杂的文化心理土壤。

[129]

长期的“书同文”

传统使得各地读书人能够共享同一种书面沟通工具，语言统一就显得不那么紧迫了。

[130]同时，“重文”

倾向也在客观上减弱了汉语的分殊程度，又进一步降低了“语言标准化”

的迫切性。

胡以鲁就注意到：中国人以“文字文学为语言之标准”

，加上汉字本身“木强难变”

，故“虽有方言之变化，亦勉力归纳之于文字范围之中”

。

因此，相对于西方各种语言来说，汉语方言的分化并不严重。

[131]钱穆亦认为，汉字聚合形、音、义于一体，不光超越了语言的繁杂多变，也约束了语言的分化歧出：方言俗语虽“时时新生”

，却始终不离“雅文通义”

。

方言雅语相互对流，遂亦彼此趋近。

“故中国文字常能消融方言，冶诸一炉”

；以“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