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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第8页）

[145]光绪《广安州新志》载，州人敬祖，“远祖条约，不忘其本；原籍言语，必从其初。

偶迁囿于方隅，习为他语者，族老必斥曰：卖祖宗”

[146]。

在宗法社会里，“卖祖宗”

乃是极大的罪恶，不守“土音”

的后果可想而知。

此中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不忘本”

。

对古人来说，一个人能够放弃祖宗相传的方言，改习“他语”

，还有什么坏事是不能做的？因此，不废方言不只是社交需要，更攸关道德抉择。

袁枚（1716—1798）记清初名臣史贻直（1682—1763）罢官归乡后，“里中负蓑笠者，见公乡音如故，姻睦有加，咸傱傱奔趋，来看真宰相”

[147]。

游子归来，能否“乡音如故”

，成为判别品行高下的首要指标。

前文所举《学究新谈》里的邬孟华和沈太太，就在这方面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

小说作者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真正的维新之士绝不会“忘本”

，而守旧之徒未必真正朴实。

这些细节不动声色地将语言和道德之间的对应关系传达出来。

1935年2月，北平市社会局局长在电台宣传国语教育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记得从前有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外州县的人，到北京城里有点事情，住了十天八天，回到家里，遇见了他的伯父，开口就问他：你的多暂回来的？这个人就回答说：“昨天晚上。”

诸位请你想想，这昨天晚上四个字，到现在说起来，也算是很普遍的话罢，不料当时那个人的伯父听了，就勃然大怒，说是你好，刚到北京去了几天，就敢和我撇京腔，非打你不成。

这个人受了这种刺激，从此再也不敢说官话了。

提到这个笑话，当然是批评的意思，可是傅斯年、赵元任在家里的遭遇表明，就通常中国社会的心态而言，被取笑的不应是那个伯父，而是这个在父老面前“撇京腔”

的人。

因此，这位局长的发现就并不奇怪了：“除了‘什么’‘可是’‘没有’‘一个’‘还得’等等一类的说法，在小学生口吻中，常常的听得见以外，在成人方面，就不大见有使用国语的说法了。”

[148]

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里，即使是新派人物，也大都信守奉行着这个准则。

赵元任留学归国，遇到小学时候的老师吕思勉，立刻改口说常州话：“我本来跟他说常州话，要是跟他说国语，觉着不恭敬似的。”

[149]这和傅振伦的表现一样，都体现了同一种情感教养。

因此，传统文化与社会伦理观中的某些取向，有助于方言获得一种较高的评价。

这提示我们，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绝非无因而至；要理解它们的起源与意义，必须把考察视线放得更长。

这样，我们才能注意到，“传统”

早已透过无形的文化心态和社会礼仪，大幅渗透到这个自觉追求“现代性”

的运动中，并成为其内部制约性的一部分，造成了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复杂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