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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第7页）

官话“只是日常的随便说话”

，不能用来“念古书作诗文”

。

至于赵元任本人，因为说得来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而被哥哥讥笑为“学老妈子说话的声音”

。

[140]他跟傅斯年同病相怜，不同的只是赵元任并未放弃。

傅、赵两家虽然籍贯一北一南，但都出身世家，秉承的文化价值观是一样的（参看第七章）。

官话形象如此，被当作其“后身”

的国语，也不免池鱼之殃。

反之，方言的地位并不低。

前边讲过，中国的书写传统要求力避土语，但即使如此，也有一些重要例外。

首先，第八章已经指出，按照“礼失求诸野”

的原则，许多土语乃是雅言的流变或讹变。

由此，“俗”

“雅”

之别不过是时间先后的差异，而非本质的不同。

胡适留学的时候研究过“的”

字的来源，以为其“或竟为最古之字亦未可知”

，并由此想及：“吾人所谓俗者，不过一种无根据之恶感，蔽于积俗，而不知其非耳。”

[141]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后来他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基本思路了。

其次，早有很多人都注意到，儒家经典中就包含了不少方言。

清人俞正燮（1775—1840）云：“经史多有方言，学者贵知之。

然必立一雅言为之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

[142]刘熙载（1813—1881）也说：“观《左氏》、《公羊》载方言，则知古人之音，亦不能有雅无俗。

惟不以俗者入于诗歌”

，故“论韵必以雅为归极”

。

[143]他们虽然都强调以“雅”

齐“俗”

的必要，但也都指出了“雅”

中有“俗”

的事实[144]，而方言在无形中亦好似落难贵族一般，其境遇不碍其出身的高贵。

在传统社会伦理观中，方言更被赋予一种非常积极的象征意义。

此处随手举两条清代四川的方志材料加以说明。

同治《新繁县志》称，当地各省移民后代“比邻而居，望衡对宇”

，各行其俗，“楚则楚，秦则秦，吴则吴，粤则粤。

强而习之，不能也，曰‘吾祖若宗未之见也’。

操土音者不相嗤也，曰‘吾子若孙不能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