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第6页）

根据本章的论点，国语运动对方言的态度大体上是宽容与肯定的。

[135]这和过去大多数论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往研究更重视考察方言文学，而本章关注的则以方言为主。

换言之，这里的关键仍是“文”

和“语”

的不同。

尽管有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赞赏，方言文学却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成就，其主因倒不在官方或精英阶级的打压，更多的还是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方言文学一向不发达，并非20世纪所特有。

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注意“文”

和“语”

是怎样互动的。

在中国，“书同文”

与“言异音”

向来并行不悖，而且互为因果：“言异音”

的存在，凸显了“书同文”

的重要；“书同文”

的成就，也降低了“言异音”

的困扰。

因此，方言文学没有获得太大发展，并非国语运动宰制的结果；相反，若把目光转向真正的口语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直到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段，方言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了活力。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标准版本，国语和方言是有等级差异的；但中国因有“轻语”

的传统，对语言的社会等级并未予以过多关注（不是没有），反而使得语言的阶级性来得没有那么重要。

赵元任说：“在有皇帝的年代，掌握官话只是一种方便，并不能提高身价；用南方口音说话，主要是不方便，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地方。”

[136]相反，在有些情形下，说官话倒有可能被当成一件丢人的事。

乾隆时期成书的《笑林广记》，就颇有几则是嘲笑说官话的，有的意在取笑官话说得不够纯正，有的则是讽刺在家人面前摆官腔，其中一则的评论极为辛辣——“这样官话，只好吓你亲爷罢了”

[137]，则似两意兼有。

清末社会讽刺小说《学究新谈》中，描写了一位保守而“巧诈”

的反面人物邬孟华，他因为“在外作客久了”

，“居然”

把自己的乡音都“改得过来”

，说得满口官话。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留学美洲的女学生”

沈太太，她的生活方式“处处和乡风不同”

——“自由结婚”

，“西装大脚”

，然而“倒能说一口杭州话”

。

[138]

如果说语言存在着等级差异的话，那鄙视链的指向也不一定是从官话到方言，而很可能恰好相反。

不少缙绅社会人士对官话的评价很低。

赵元任指出：明清以来，一般都认为“中部和南部方言”

保存了更多更纯正的古典语言现象，（北方）官话则丧失了这些特点。

[139]赵家人就“总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