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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2页）

至少从语言角度看，建立在地方、家庭基础上的“原生认同”

，和国语所代表的“国民性认同”

，被认为可以共存互助。

这倒很接近格尔茨理想中的制度：“并不要求简单地用国家纽带和国家认同取代原生性纽带和原生性认同”

，而是“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维持二者顺利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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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察，国语运动也为我们提示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一些鲜少受到关注的面相。

我们应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的由来？此处显然无法做详细展开，只能略做引论。

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其中起着非常核心的作用。

无论跟欧洲国家还是“新兴国家”

相比，中国的特色都在于它的长期统一性，尽管这“统一”

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长期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犹如铁路扳道器一般，将整个历史实践维持在朝向“统一”

的方向（“分裂”

时期也不例外）。

在此过程中，由文字、经典和儒家思想等承载的“精英”

文化传统，以及郡县制、科举制等政治体制，起到了基本黏合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广土众民又使得国家不得不将统一维持在一个相对疏松的水平，为地方预留下不小的自主空间。

《礼记·王制》篇所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是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线索：“教”

与“政”

是“一”

，“俗”

和“宜”

是“多”

。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一”

“多”

并在，“一”

中有“多”

，“多”

不碍“一”

，“一”

“多”

对流的结构（这当然不是说，“移风易俗”

的思想乃至举措就完全不存在了）。

用许倬云的话说，从“内部结构”

看，传统中国“不是一个‘society’，而是‘un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