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五余论（第3页）

[153]所谓“统一”

，实际上指的是由众多“地方”

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活“共同体”

，可是在其上，又有着一个“一”

，对这种“多”

起着整合和调节的作用。

这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它也同样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尽管文“重”

而语“轻”

，但在日常生活中，纷繁的“语”

和统一的“文”

却长期各司其职，并行不悖。

有意思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却恰好得益于人们对“语”

的轻视：在方志中，方言往往被放在“风俗”

门类，正是属于“不易”

（至少是“不必易”

）的对象。

[154]

姚大力教授指出：在转向“民族国家”

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完整继承了“帝国”

的版图，而不像其他许多“帝国”

一样，分裂成为多个国家。

[155]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帝国”

时代的某些政治和文化特征，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

的路途上，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条件？这给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以什么样的影响？本章希望通过语言文化史的考察提醒我们注意，在学界通常关注的权力集中化的走向之外，在现代中国还存在着一种“疏松统一”

的可能。

对此，本书所揭开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而更多的认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众多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逐渐淡化，中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也将大为削弱，这必将导致中国人用来构建人生意义的资源日益贫乏。

怎样保持传统中蕴含的真正活力，以防范过度“现代化”

带来的困局，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去直面的难题。

[1]DavidA.Bell，“LinguaPopuli，LinguaDei：Language，Religion，andtheinsofFreionaryNationalism”

，TheAmeriHistoricalReview，Vol.100，No.5，1995，p.1405.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消灭方言的主张，参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209～210页。

[2]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eertz）：《何为第三世界革命？》，见《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甘会斌译，3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194～195页。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1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Fang-KueiLi，“ReviewonYuenRentonesePrimer’”

，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10，No.1，1947，p.60.

[6]比如，汪晖就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

的讨论中，左翼文化人对“地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