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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4页）

的肯定，“不是为了形成地方认同，而是‘民族认同’”

。

而从整体来看，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

不但“是以消灭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的”

，还伴随着“现代国家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的形成”

。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1505、15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我使用的“文化宰制”

一词，来自雷蒙·威廉斯对dialect一词演变过程的描述。

（详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30页。

）

[7]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231～238页。

我这里想特别点出的是：作为“国家认同”

的一种载体，方言认同并不意味着“地方认同”

的消失，反而展现了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协调的一面。

汪晖的论述虽然关注到了同样的现象，但他所突出的是两者的对立关系。

[8]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见《教育文存》第3卷，50页。

[9]沈敦和：《统一方言说略》，载《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期，1906年6月，26～27页。

[10]比如，马超俊（1886—1977）在指出陈炯明（1878—1933）具有“封建思想”

时，就有意无意地提及，陈氏“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

。

（马超俊、傅秉常口述，刘凤翰等整理：《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3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11]黎锦晖：《国语在东南各省的发展》，载《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32页。

[12]沈信卿（沈恩孚）：《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开会辞（二）》，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19页。

[13]佚名：《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载《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第16页。

[14]佚名：《论语言之必宜统一》，载《盛京时报》，1910年5月22日，第2版。

文章作者身份不详，但应代表了主办者的态度。

不过，也应指出的是，类似的表述也常出现在中国人的笔端。

[15]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载《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1911年10月1日，74页。

[16]朱执信：《广东土话文》，载《建设》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3～4页（篇页）。

[17]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载《歌谣周刊》第31号，1923年11月4日，第1版。

[18]沈兼士：《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7页。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载《晨报副刊》，1924年3月8日，第4版。

当然，北大的方言调查计划早在歌谣运动之前就已有所设想，唯其正式开展仍需到歌谣运动之后。

有关情况，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37～345页，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

[19]本段引文分别参见杨芬、玄同（钱玄同）：《通信·方言文学》，载《国语周刊》（此为《京报》副刊，后文所引《国语周刊》系由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办，应区分开来）第10期，1925年，8页；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7页；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11～12页；胡适：《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3页。

[20]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载《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