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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2页）

金岳霖（1895—1984）曾说：“在清末民初，方言问题相当大。

一般地说，福建人或广东人学北京话学得最好。

发音相近的反而成绩差些。

从前曾有流行的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山东人说北京话。

’”

（金岳霖：《金岳霖的回忆》，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36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然而，山东话却很少成为国语运动打击的对象。

[137]游戏主人：《笑林广记》，见廖东辑校：《笑林广记二种》，21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8]吴蒙：《学究新谈》，见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4册，248、24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139]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37～839页。

[140]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49页。

[141]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5月25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397页。

[142]俞正燮：《癸巳存稿》，见《俞正燮全集》第2册，370页，合肥，黄山书社，2005。

[143]刘熙载：《说文叠韵》，见《刘熙载集》，35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44]这一思路在现代仍有不少追随者，如何格恩的《说文里所见的方言》（载《岭南学报》第3卷第2期，1934年，110～136页）、郭豫才的《说文方言迻录后记》（载《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第4期，1～10页；第5期，1～7页）等。

[145]杨益豫等纂：（同治）《新繁县志》卷3《风俗》，30页，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146]周克堃等纂：（光绪）《广安州新志》卷34《风俗志》，7页，1927年据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重印本。

[147]袁枚：《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见《小仓山房诗文集》第3册，12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8]佚名：《国语教育讲演稿》，1935年2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档案，档案号：J2-3-00302。

[149]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50页。

[150]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61～180页。

杨兴梅通过对“反缠足”

运动的考察，也注意到类似现象，参见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51]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特别是第七章。

[152]克利福德·格尔兹（即克利福德·格尔茨）：《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感情与公民政治》，见《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郭于华、李彬等译，269、364、3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3]许倬云：《多样的现代性》，见《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许倬云讲演录》，3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5]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见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147～2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