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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1页）

[130]福建王仁堪（1848—1893）于光绪年间出任山西学政，著《戒饬士子论》云：“方言所隔，语莫能详。

约法三章，以笔代口，诸生其详听之。”

（王仁堪：《戒饬士子论》，见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吴晓峰、王勇评注：《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献评注》，64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有“笔”

代“口”

，则“方言”

不“隔”

。

“重文”

与“轻语”

，正是互为支援的一体两面。

[131]胡以鲁：《国语学草创》，85页。

[132]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见《中国文学论丛》，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3]吴稚晖：《注音符号歌》，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9页。

[134]《国语推行委员会推进国语教育计划》（稿），具体时间不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135]20世纪40年代的政策确实有些收紧，特别是闽、粤、台地区。

台湾1945年之后的国语运动执行得最为严格，不少学校甚至针对学生“说台湾话”

，规定了各种严苛的惩罚制度（材料甚多，如郑培凯：《国语的困境》，见《树倒猢狲散之后》，15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1953年1月，胡适在台北《国语日报》欢迎会上，曾对台湾推行国语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委婉批评，并重申其一贯主张：“由公家学校出来的儿童，可以用国语说话，听得懂国语。

看得懂国语，并能用国语就行了。

儿童回到家里，讲他的方言……没有法子禁止的，而且不应该禁止”

；同时，“不要太严格，不一定要说北京话。

不一定要读某一种音，才是标准的国语。

发音，也不必要求太严格”

。

（胡适：《提倡拼音字》，1953年1月6日，见《胡适文集》第12册，61页）。

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些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主要针对的乃是“台语”

。

周志文回忆说：“我们读初中的时候，老师以外省人居多，外省人虽然说的不是‘台语’，但南腔北调，并不好懂，譬如江西话、湖南话、浙江话，还有广东话福建话，其实也都是‘方言’，不过那种方言好像不在取缔之例。”

（周志文：《说国语》，载《万象》第11卷第11期，2009年11月，88页。

）抛开这里的政治背景，周志文指出的现象表明，与其说国语压制了“方言”

，不如说它压制的是“某些方言”

。

主要的分界线不在“国语”

与“方言”

，而是以“国语”

及某些“方言”

为一边，另一些“方言”

为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