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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0页）

[115]海然热：《访谈录一：〈快报周刊〉多米尼克·西莫奈问答》，见《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328页。

[116]韩礼德：《语言与社会》，14页。

[117]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比韩礼德说的还要复杂，金克木就注意到，“中国家庭中有夫妇各讲自己方言终身不改的”

。

（金克木：《文化三型·中国四学》，见《中国文化老了吗？》，2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18]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214页。

[119]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作为《国语文学史》的附录），见《胡适文集》第8册，128页。

此文原系胡适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国语讲习所的演说。

[120]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152～153页。

[121]《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对于教育部招开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准备会提出关于中国普遍推行国语教育意见书》，1947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需要注意的是，“浙江国语”

“江苏国语”

等是其时很常见的说法。

比如，陆费逵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张，推行国语过程中，哪怕是“北京国语、南京国语、湖北国语、四川国语”

，都“没有什么要紧的”

（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见《陆费逵文选》，278页）；30年代初的一份文献，也在肯定意义上使用了“各地的国语”

“湖南国语”

“广东国语”

一类说法（娟：《作家的方言》，载《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1期，1931年，2页）。

不过，这里的“蓝青国语”

四字出自官方文件，分量当然不同。

[122]吴稚晖：《注音符号作用之辩正》，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75～376、380页。

[123]周有光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14页。

[124]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7页，北京，开明书店，1952。

[125]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

》，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121～133页。

[126]参看第三章，并参见王东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

与知识革命》，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1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48～80页。

[127]黄药眠（1903—1987）说自己刚开始学说“普通话”

，就是把“客家话加上‘这个’、‘那个’”

。

参见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8]吴稚晖早在清末就发现：“简字之推行，或尚可有所借口，万一不利于汉文。

若读音画一之事，固异口同声许为最要之急务。”

（吴稚晖：《致陆尔奎函》，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6～27页。

）

[129]至于文体改革则处于文字和语言这二者之间，又有历史上的铺垫，故能收到最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