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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9页）

。

如前所述，“京国之争”

的焦点是国语的语言标准问题，这里的焦点则是国语的“标准化”

问题，但也常有人把二者混同起来。

朱自清就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

他们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各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

他自己则赞同采用一种“活方言”

为标准，具体而言就是北平话。

（朱自清：《语文杂谈》，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204页。

）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理解，当然有一定的根据。

实际上，张士一之所以主张采用北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方言，就是为了使国人说话“能完全相互懂得”

。

他特别强调，“完全”

两字“格外的紧要”

。

因此，他反对只是消极地“求在特别情形里头减少隔膜”

，而主张积极地“达到语言统一”

。

（张士一：《国语教育上的两大改革》，载《时事新报》，1920年10月25日，第4张第1版；《再答陆基君问》，载《时事新报》，1921年1月4日，第4张第1版。

）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不可处处混为一谈。

[105]方毅：《国音沿革》，15页。

请注意这里的“在南不在北”

一句。

国语运动的领袖大多数是南方人，实际的国语水平多数并不算好，大概也只能采取“蓝青官话”

的标准；而这也不仅是一个应用技术问题，恐怕有意无意地还多少存在一些地方心态的影响。

[106]佚名：《国音乡调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107]《国语讲习课程暂行纲要》（教育部第36622号令）就规定，乡民学校可以“酌用国音乡调”

。

参见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国语推行重要法令》，1942年1月，8页。

[108]吴稚晖：《大众语万岁——答曹聚仁讨论大众语问题的一封信》，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139～140页（类页）。

[109]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5～226页。

[110]胡愈之：《新文字运动的危机》，载《生活日报周刊》第1卷第9期，1936年8月，105页。

[111]耳耶（聂绀弩）：《四声问题杂谈》，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18～219页。

[112]齐万：《怎样教文盲的新文字》，载《生活教育》第3卷第7期，1936年6月1日，251页。

[113]舒风：《跟俞敏同志谈谈》，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8月13日，第6版。

这里的态度和他在“复音语”

问题上的意见相似（参看第五章），代表了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内部的反思。

[114]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