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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官话到国语（第10页）

意义上，还是在“对外”

意义上，和吕叔湘对“国语”

的定义都若合符节。

另外，尽管“国语”

和“官话”

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但近人把它们视为同义词也并非无据。

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相当程度的承续关系：官话为国语提供了一个语言基础。

胡适曾有一段有名的论断：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

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

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中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

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理论，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

[50]

正是这一历史承续关系，掩盖了它们之间质的不同。

钱玄同就曾对黎锦熙说：“所谓标准音，所谓国语，都是现代才发生的，而且一定要到了现代，才有这种需要，这种运动才会发生，这种运动才会成功。”

[51]然而他自己也时“犯糊涂”

。

原因不止一端，官话和国语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应是主因之一。

故这两个概念之间实际存在一种相互濡染关系：“官话”

为人们接受“国语”

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认知框架和心理铺垫；同时，近代学者也已用“国语”

改造了“官话”

的概念——与其说他们循着“官话”

找到了“国语”

，毋宁说他们从“国语”

出发，“发现”

了“官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