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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官话到国语（第9页）

[45]其实，江谦之说无异于望文生义。

“官话”

之“官”

，类似于“官人”

“看官”

“客官”

之“官”

，乃是明清时期对“‘市民’的通称”

。

[46]实际上，此“官”

具有“公”

的意味。

唯其时立宪思潮勃兴，“民”

的理论地位如日中天，官话既号称“官”

，听起来便不“正确”

，难以为人所喜。

故朝廷从善如流，很快采纳了江谦的提议。

1911年年初（宣统二年年底），预备立宪期限缩短，学部在改订筹备事宜清单中提出，宣统三年（1911）“设立国语调查所，颁布国语课本”

，宣统四年（1912）“通行各省师范学堂，试办教授国语”

[47]，一律将“官话”

更为“国语”

。

清末新政时期，满语传统被刻意维持，甚至得到了强化。

[48]但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朝廷层面上，满语也被正式褫夺了“国语”

一名。

这样，仅从字面上看，“国语”

一词的所指经历了一个从满语到汉语的变化过程（如前所述，其实质则全然不同）。

这不光和那一时期从民间到官方普遍倡导的“平满汉畛域”

的主张有关，也和时人宣传的国家理念分不开：代表国家的不是皇帝和官员，而是作为“大多数”

的国民。

20世纪40年代后期官方的一份宣传资料对此说得很清楚：“五胡以至于满洲，人民已加入中华民族，生活习惯完全融和了，语言文字也完全混和了。

他们有些在统治中原的时候，曾经把自己一族的语言称作‘国语’过。

这个‘国语’的意味带点血腥气，是征服者的自骄自傲的名目！”

而近代“国语”

实另有含义：“中华民国人民共同采用的一种标准的语言是国语；国语是国家法定的对内对外公用的语言系统。”

[49]在这里，“国语”

和“国家”

“国民”

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无论在“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