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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对抗国语（第2页）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普通话”

被左翼文化人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色彩，不但使其与“国语”

区别开来，甚至使其被视为打倒“国语”

的武器。

这个转向是由瞿秋白推动的。

在1931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瞿秋白指出，通常所谓“国语”

有三层意思。

一是“全国的普通话”

；二是西人所谓nationallanguage，即“本国的（本民族）言语”

；三是“国定的言语”

——在此层意义上，它是一种压迫机制：“在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面，往往强迫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去同化异族，禁止别种民族使用自己的言语”

，成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

。

瞿表示，只有在“普通话”

的意思上，“国语”

才是成立的。

和“国语”

的其他两层意涵，特别是第三层意涵比起来，普通话的重点在于它不是靠“强迫指定”

，而是自然形成的（参看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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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瞿秋白用“宋阳”

的笔名，再次力挺“普通话”

。

这次，他特别强调“普通话”

“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

（主要是在上海的工厂里面）产生，乃是“无产阶级”

的语言，为此，他刻意把“普通话”

和“‘乡下人’的言语”

及“官僚的所谓国语”

区分开来（参看第七章）。

通过和后者的区分，普通话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性；通过和前者的区分，它也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性。

这样，“普通话”

就将阶级和历史这两个意义层面结合在一起，建构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空间。

在阶级意义上，“国语”

是和一个整体性的“国民”

概念连在一起的——工农之区别即使存在，也只具有职业意义，更多时候根本没有被注意到；但是，对于瞿秋白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民”

概念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阶级的差别。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阶级区分又与一个特定的历史观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