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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对抗国语（第3页）

对瞿秋白而言，仅仅因为是“现代化的工厂”

的产物，普通话就被放置到了最先进的社会发展阶段。

这一点在聂绀弩那里表达得更清楚：国语运动也是应“社会上某一阶级层底需要而产生，在历史上也有它不可忽视的意义”

，但它代表的是“市民阶级”

的要求。

由于中国的市民阶级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残余的压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国语运动也因此“成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畸形儿”

。

其时，市民阶级已经过时，“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势力，自然也有另外的语文运动，并且现在已经有了”

。

[59]这里的新势力当然就是“无产阶级”

，而新语文的主角之一无疑就是瞿秋白心中的“普通话”

。

相反，国语虽然也被视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其背后的思想资源呈现出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历史观念距离颇远。

何容在反驳“宋阳”

的文章中暗示，“上海新兴阶级的普通话”

和“北平普通话”

相差不远，即使差别很大，“也未尝不可分道扬镳”

。

总之，“‘国语’妨碍不着‘新兴阶级的普通话’，也不会和宋同志的‘总的文化革命纲领’冲突。

宋同志不必那么仇视它”

。

[60]这番议论乃是从语言技术而不是语言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而这正是国语运动者与左翼文化人的差异所在。

确实，就技术而言，双方共同处甚多，相异处也绝非不可调和（参看第八章）；但从政治来看，这些差异和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如世界观、历史观等密不可分，决定他们态度的，与其说是观点，毋宁说是立场，因此，它们也是不可调和的。

瞿秋白对“普通话”

的肯定，影响了众多左翼文化人。

[61]20世纪30年代，在由他们发起和推动的大众语运动和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讨论中，“普通话”

三个字常被提出。

不过，大多数论者对它的界定也略有修改。

魏猛克（1911—1984）提出：普通话不是在“现代化的工厂里”

产生的，而是在“轮船、火车、码头、车站、客栈、饭铺、游艺场”

等“交通发达”

场所出现的，工厂之所以流行“普通话”

，是因为受到这些场所的影响而已。

[62]表示明确支持瞿秋白的鲁迅也发现：“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

[63]比起瞿秋白的定义，这些意见都扩大了“普通话”

的产生场所，而不尽是一种“工厂”

语言了。

事实上，按照鲁迅的描述，“普通话”